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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失保险当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跟我一样，职业上是个律师。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例损害案，只要它略有一点讳莫如深，勃兰登伯格就会插手。此人嗅觉灵敏。他顶风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么不对头，是否散发出欺骗或罪行的浊气。他是环球保险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或者是等我们证明出他们有罪。我们总共是四十多人，内有律师、前警官，全都效劳于勃兰登柏格。当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痒，他嗅出了蹊跷时，他就将他们派出去。他喜欢人家叫他“血犬”。他对这种表达感到骄傲。多年来，他的怀疑给环球保险公司节约了一大笔钱。虽然收入丰厚，这个未婚男人却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一生都住在旅馆里，憎恨那种有自己的住处或干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对爆玉米花有着无法遏止的嗜欲。他总是随身带着满满的袋子。一袋袋堆在办公桌上。勃兰登伯格不停地大声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满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厉害的家伙。他憎恨每一种形式的肉体努力。十分钟的路程他也会叫车。他没有女友，没有爱好，只有他的职业——日日夜夜。有无数次，他一大早就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醒，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一桩案子。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点钟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样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乱糟糟的，上面铺满纸张，纸张上散着烟屑和茶渍。子夜之前这人从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这就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谁要是现在有很多钱，就可以炒英镑获得厚利。”邋遢鬼勃兰登伯格说。烟灰落到他的领带上，他一点也没觉察。他的下巴上粘着一块早餐时的红果酱。
  “你不是有很多钱吗？”我说。
  “我是个穷人。”他说。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没完没了地哭穷，这个家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为一万八千马克。他拿钱干什么了，我从没问出来过。“另外，正经人不干这种事。”他边说边剔牙缝。
  “可是公司做。”
  “那当然。”他说，说完就不出声了，怏怏不乐地盯着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这持续了也许两分钟。
  “听我说，”我说，“是你让人叫我来的。你说是一件要紧事，现在别睡着了。也许你该讲讲那件要紧事换换口味吧。”
  他将手指上的东西弹进房间，抬头望着我，嘴里咬着雪茄说：
  “赫伯特·赫尔曼死了。”
  “不可能！”我说。
  “就是死了。”他说。
  “可他还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许吧，”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也许不是。”
  “见鬼，古斯塔夫，讲吧！别让我发疯！”我找香烟。当我点着一支时，他有点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杀。”他说，将一大把爆玉米花扔进嘴里。其中有几粒又掉了出来，因为他讲话时嘴里总是包得满满的。“要是那样就好了，自杀。这将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谁付？”
  “算在‘月华’的损失费上。”
  “谁是‘月华’？”
  “这是他的游艇。”古斯塔夫说，“在我们这儿上了保险。”
  “多高？”
  “一千五百万。”
  “好极了，”我说，“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没、各种损坏，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盗、触礁、撞船，各种形式的破坏或外来损害。只是没有保自毁。只是没保赫尔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华’一起升天。”
  “啊哈。”我说。
  “是的，”他说，“这没有。”他重新从小袋子里将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点儿吗？”
  “不，谢谢。这么说那游艇毁掉了？”
  “全毁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细嚼慢咽，然后又吸雪茄，“他从戛纳起航，上面还有其他人。总共十三个人。七名船上员工，赫尔曼，两对夫妻，另外还有一个人。它从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发生的，在戛纳和科西嘉之间爆炸了。我跟戛纳负责这种事的部门通过电话了。当这个消息通过德国新闻社传来时，我还在，是凌晨一点钟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节。赫尔曼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游客来来往往。”
  在低一层楼的新闻中心有德国新闻社和另一家国际联合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我们是这两家新闻社的长期用户。
  “戛纳的水上警察有个很长的名字，”他望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戛纳下城区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在旧码头，总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区调查此案。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能流利地讲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的法语糟透了。但是，我至少听懂了：上司去美国旅行了，他们称他为‘行政负责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那必定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船体碎片飞出去数百米远。只找到了一些头颅、腿、胳膊和手指。渔民们把它们从水里钓了上来。是啊，基督升天。”
  “赫尔曼是不是拥有联邦共和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我问。
  “肯定是最大的之一。这人心地善良，处事稳重。也许，或许也不是。”
  “此话怎讲？”
  “英镑放开，罗伯特。因此我就由此着手了。我在法兰克福也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在银行家圈子里，让人到处打听。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比任何该死的牡蛎还嘴紧。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几天以来，赫尔曼魂不守舍。一个幽灵，有一个人讲。上星期，星期三，他突然飞去了戛纳，据说看上去像死神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惴惴不安。”
  “什么事？你是说，他也得知了英镑放开的事？”
  “他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通过无休止的罢工和发生的一切，他能算计到。也许他算计错了。也许他害怕，如果英镑现在贬值，会输得头破血流。”
  “赫尔曼这么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输的。”
  “你这么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可以炫耀的人物，联邦共和国银行家的佼佼者，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抢眼人物。”这是对的。赫伯特·赫尔曼在国际上享有模范银行家的一流声誉。“好吧，要是他拿英镑做了一桩肮脏交易呢？别这么看着我！他们全都干肮脏事。有些人，像赫尔曼，只不过没让逮住而已。现在也许是逮住他了。他玷污了他的马甲，那美丽的白马甲。”古斯塔夫讲话时喷出的爆米花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弄脏了他的紫色和橙色条纹的难看的衬衫。“那就意味着他完了，是不是？”
  “嗯。”
  “别‘嗯’。他完了，对极了！这人神经过敏，讲话结巴，好头晕，飞走前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安状态。”
  “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以为我昨天夜里睡大觉来着？你不清楚，小雇员们都能讲什么，根本不必花太多的钱贿赂。”
  “可他在戛纳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幢房子，这你和我一样知道。他的妹妹常住在那里。那位钻石希尔德。我牙齿间老是塞东西。”古斯塔夫又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我就着我的烟屁股重新点燃了一支。
  “他总不至于去他妹妹那里痛哭一场吧。”我说，“你老剔牙齿真令人恶心。”
  “是吗？那又怎样？要是这样的话，你别看好了。他去那里当然不光是痛哭一场。”
  “那是为什么？”
  “我不清楚。我告诉你，这事情臭烘烘。我不仅仅是嗅到，我在尿里就感觉到。”
  “如果他想自杀，他会坐上他的游艇，驶往科西嘉，带上客人——一起去死吗？”
  “正因为如此才不像是自杀。”
  “不顾廉耻。”
  “什么？”
  “自己想完蛋，却让其他十二人也一道跟着上大。”
  “哪位银行家能靠廉耻做生意？另外，除了他之外，丧生的不是十二个人，而是十一个人。”
  “可你讲过，船上有十三个人。”
  “我是讲去的时候。返回时只有十二个人。”
  “那第十三个人在哪里呢？”
  “那第十三个是个女人。”
  “那女人在哪儿？”
  “留在了科西嘉。”古斯塔夫在纸张里翻找，“她名叫黛尔菲娅。昂热拉·黛尔菲娅。”
  “这位黛尔菲娅为何留在了科西嘉？”
  “我不清楚。我已经全订好了，飞机票，酒店房间。你住‘庄严’酒店。你在十四点三十分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经由巴黎，十七点四十五分你就到达尼斯了。”
  “要我……”
  “你说说，你当我是个傻瓜吗？不然的话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当然是要你去。你已经跟船打过两回交道。休息十四天可是足够了。或者你想呆在你那甜蜜的小女人身旁？”
  他将那装有飞机票的小簿子从办公桌上推给我。所有这些预订都是通过一家旅行社办理的，环球保险公司从没公开预订过或者买过一张旅行票证。谁也用不着知道飞走、到达和住下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说：“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调查此事。”
  他当然知道这个。您瞧，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位独立的专家受警方委托开始侦查。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理所当然可以跟着这位专家进行他的调查。
  “法国人已经安排了一位专家，前海军军官。你会认识他的。你干吗这么盯着我？”这位专横的大胖子忽然狡猾起来了。他的猪眼睛眯细了。我非常了解他。他就是这样。“你是不想，还是不能，罗伯特？你无法对付吗？这工作超出了你的能力吗？你再也不能胜任了吗？要我把你换去干内勤吗？或者你纯粹是干腻了？你干这个已经十九年。时间很长了。你若是干腻了，可以理解。”
  这我当然不能容忍。我痛苦极了，强迫自己演戏。我佯装吃惊地说：“不是，你瞧瞧，有效果了！”
  “呃？”古斯塔夫茫然地问。
  “我给了一位老巫师很多钱，让他把你变成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他果真做成了！”
  “哈，”古斯塔夫说，“哈哈，不劳你费心。”他猥亵地、假装亲热地向我俯过身来，当场报复了我，压低声音说，“你看上去面无血色。你说说，罗伯特，你总不会是病了吧？”
  我的大脑里警钟尖鸣。
  猪。猪猡。你控制着我，控制得紧紧的。你知道可以如何抓牢我。我四十八岁，是你的手下中最老的一位。我给你解决了许多案子，使得环球保险公司不必付钱。但是这不管用。付过我钱了。付了高薪，付了很高的薪水。但是我，尤其是最近，也弄糟了几件案子。你说，猪猡。这里没什么好弄糟的，我们只需要付钱就行了！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错的就总是派出去的那个人，你这个倒霉鬼！
  “你要是真的感觉不太好，我当然尊重，罗伯特。那我至少还可以派贝特朗或霍尔格去。你比这两个人加起来都能干，因此我要你去。可是，如果你讲，你不能……”
  “我能！”生存的恐惧在我心里蹿升。贝特朗·霍尔格，所有的其他人。比我年轻，比我精力充沛。跟他们相比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如果我真的承认我多么不舒服，请求把此案交给其他人呢？古斯塔夫是我的朋友，他总这么讲。我的好朋友，他强调说。好朋友，狗屁！我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会冷冰冰地、无动于衷地给经理室写他的报告，建议把我解雇。
  那位顾问大夫呢？
  这席谈话后我还得去找我们的顾问大夫。今天是每年的例行体检日。几个月以来，许多个月以来，这一体检就令我惶惶不安。因为大夫当然会诊断出我怎么了。
  然后呢？然后呢？
  对此我苦思冥想了许久。只有一条出路：扯谎。全盘否认。我是健康的。大夫完全误解了他所发现的、必然会发现的症状。我没有疼痛，压根儿没有，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愿不能，伟大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