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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宗祖，上帝也就是宗祖。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他们生怕后代听不懂甲骨的声音，又在短短几个月内急速地打开了敦煌的藏经洞，这下，连再木讷的人也感觉到祖先的着急了。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
  三
  门外要王懿荣关心的事情太多。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八个国家的国名以及它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了。我只想说一个结果，一九○○年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二十日）早晨，王懿荣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最后承担抵抗责任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于是，唯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亡。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居然还是没有死。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人的自杀方式全部轮了一遍，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返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随之投井。
  这是一口灰褐色的砖井。此刻这里非常平静，没有惊叫，没有告别，没有哭泣。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最高祭奠仪式，完成在这个平静的井台边。事后，世情纷乱，谁也不再记得这一口砖井，这三条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渐渐荒颓。只在很久以后，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福山来了几个乡亲，带走了几块井砖，作为纪念。
  我一直认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问，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迸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当时，八国联军的几个军官和士兵听说又有一位中国官员在他们到达前自杀。他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官员的学问，一点儿也不下于法兰西学院的资深院士和剑桥、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边留下的，却是全人类最早的问卜难题。
  一九○○年的北京，看似败落了，但只要有这一口砖井，这一堆甲骨，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殒灭。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其间荣辱祸福，岂能简单论定？
  四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儿子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里无用，应该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难道就是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不错，正是他。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等于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一九○三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他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从山东迁到殷地之后的朝代，一般称为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刘鹗的判断有很高的学术意义。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仓粟”，硬把好事说成坏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购地”，硬把无事说是有事。一九。九年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你看，发现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号功臣都已经快速离世。离世的原因似乎都与甲骨文无关。这里是否隐藏着一种诅咒和噩运？不知道。
  但是，这并没有阻嚇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仆后继地钻研下去。西方考古学家在发掘埃及金字塔，发掘古希腊迈锡尼遗址和克里特遗址的时候，都表现出过这样的劲头，这次轮到中国学者了。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罗振玉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字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更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梳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亲友到小屯去看一看，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来的路程。到了以后一看，实在令人吃惊。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几十家村民都在发疯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们拿出来的甲骨虽然大多是破碎的，却也有上好的佳品。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从弟弟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作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它们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作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虚”。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阳，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栈”的旅馆，吃了早饭就雇了一辆车到小屯。他一身马褂，戴着圆框眼镜，显得有点疲倦，这年他四十九岁。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五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三层图像：现实社会被糟践得越来越混乱，古代文化被发掘得越来越辉煌，文化学者被淬炼得越来越通博。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十一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世系是可靠的，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商殷时代的典章制度。王国维的研究，是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国维是二十世纪前期最有学问又最具创见的中国学者，除了甲骨文外还在流沙坠简、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等广阔领域作出过开天辟地般的贡献。他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也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没有想到，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难道，甲骨文石破天惊般出土所夹带起来的杀伐之气，还没有消散？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历来颇多评说。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本来在急剧变动的时局中已经蹒跚踉跄，更何况历史文化还在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而时局变动也在眼花缭乱地加速之中。对王国维而言，历史文化太熟悉了，时局变动太陌生了，两相冲突，他无法处置。这中间，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