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始我就叫你用这个，每次用完我都数数还剩几个，我上个星期数的时候，还剩六个，今天只有五个，少了一个，你能解释一下这一个套子用到什么地方了吗？”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那只装安全套的盒子，像电影里的检查官在法庭上展示重要的物证一样，“还有，我刚下班回家的时候，遇上楼下的郭小眉夫妇，他们希望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开吸尘器，我听了就纳闷，心里想，你昨天晚上十点多了为什么要开吸尘器搞卫生呢？是不是那女人头发太容易脱落了。还有，这被单被套显然是刚洗过了，还带着洗衣水的味道——你每次洗衣服洗衣液都倒得太多了。”
  “你先别说，别急着承认。”她伸出左手，手掌心朝着我，像交通警察对司机打出的停止信号，“我要提醒你的是，防范爱滋病，最关键的是关注高危人群，什么是高危人群呢，第一条就是有多个性伴侣。你想，一个女人，她要是放荡，就有可能有多个性伴侣，如果她的丈夫也风流成性，也可能有多个性伴侣。性行为随便的家伙总是物以类聚的，对吗？这样，如果你和性行为开放的女人交往，爱滋病就有可能从很远的地方，用最快的速度从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的身体中传播到你身上。可以说，你现在是潜在的病人了。你知道吗？”
  “好呀，我明天就上你医院抽血去，行了吗你？”
  “你当然要抽血检查，可是，现在我还想了解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是妓女吗？希望你如实回答，这对我和孩子的健康非常重要，当然也包括你自己的健康。你要知道，避孕套并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的安全。”她身体前倾，目光如炬，说话的时候尽量压低声调，表示她更重视事情本身，而不仅仅将这事情看成一个纯粹的道德事件。
  “笑话。”我清了清嗓子。是坦白，还是顽抗？我的大脑快速地转动，几乎不到半秒的时间，我就做出了决定。我决定把真相和盘托出，一五一十告诉罗婷护士，否则她肯定没完没了，“她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以前的女朋友，我们完全是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碰到一起，你知道，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当然，在罗婷循循善诱的目光的启发下，我还说了许多，我甚至向她详细介绍了鹿杏的许多头衔，比如区政协委员，多次被学校评为科研先进工作者，参与211工程，现在是校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硕士点带头人，核心刊物编委，获得省部级社科奖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她的丈夫也是博士生导师，年龄比罗婷大十岁，快五十的人了，平时都呆在实验室，一位研究航天材料的专家，是具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津贴。
  、
  这些话并不是鹿杏告诉我的，而是一次研究生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个喜欢奚落我的旧情敌故意在我面前显摆他对鹿杏以及鹿杏家庭成员的了解时告诉我的。凑巧，现在这些信息我都派上用场了。
  罗婷听了我的汇报，冷冷道：“你的意思是，你们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干点偷鸡摸狗的事情别人应该感觉你们都挺风流的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担心这病那病的吗？”我讨软道。
  “哼，你是该全面检查检查。”她丢下这句话，就起身收拾东西走了，我估计她是接孩子去了。
  但她夜里并未接孩子回家，她应该是在娘家住下了。一整夜，我陷入了迷乱之中，不知接下去的日子该如何做人。
  第二天，我到医院检查，当然不是到罗婷工作的那家医院。
  结果很快出来了，试纸上仅为一条红线，说明我的血液HIV抗体为阴性。但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发生了高危行为三个月内为“空窗期”，这个时期，人体对HIV的感染还没有产生足以被检测到的抗体，所以检查到的结果还不见得准确，三个月以后检查出来的结果才足以让人放心。
  我沮丧地回到空荡荡的家中，打开电脑，有罗婷发来的邮件，附件上是几篇关于爱滋病的文章，标题都是“爱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一人嫖娼全家得爱滋病无辜孩子受尽折磨”之类。
  我叹了口气，躺在床上，觉得没意思极了。不过，也许在“空窗期”过后，我的再次检测报告出来（医生说如果第一次的检查是阴性，过了“空窗期”后再检查，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是阳性），她应该不会再以疑似爱滋病患者来对待我了，她那样相信医学，我要是没有得病，此劫大概能过得去吧。
  第二天，她终于回家了，我问她女儿为什么不带回来，她说女儿在外婆家，目前还是住在外婆家为好。
  我知道她依然把我当成一个危险源。
  接下来，她要我回忆那天晚上在这套屋子里的所有细节。先从我和鹿杏进门开始，她问：“你们两个人进来后先走到哪里？”
  “我请她在沙发坐下。”
  “那沙发的套子要换掉。还好，这是布艺沙发，布套是可以换的。”
  “后来呢？”
  “我请她喝水？”
  “用的哪个茶杯？是专门给客人喝的那套茶杯？”
  “是的，具体哪一个茶杯我不记得。”
  “那好，就把这套茶杯处理掉。”
  “放在锅里高温消毒不就行了吗？那套瓷器质量挺好的。”
  “不，扔掉。后来呢？你们进了卧室。两个卫生间都用过吗？”
  “主卧。她用了两次主卧的卫生间。”我努力地回忆着，争取以积极配合的姿态过这一关。
  “把主卧的马桶换了。”
  “这又何必呢？”我尴尬地笑了笑，“医院里头就是死了人，也没有把病床给扔了，消毒一下，再用紫外线灯杀菌不就可以了吗？要不你到医院里借个紫外线杀菌灯回家用用不就行了吗？”
  我知道自己如此配合护士罗婷的做法实际上已经非常可笑了，但是，如果你不照着罗婷的思路走，可能引起的冲突将更可怕。
  “你们俩用过的床，我还能用吗？”她的眼光，正透过过道，悠悠地抵达主卧内那张长两米宽一米八的原木大床上。
  “你打算把床也扔了？”我的脸部肌肉抽搐了一下。
  “你要是觉得扔了可惜，你就找个人送掉，反正这张床我是不会再睡在上面了。你和那个脏女人在这床上交配，我再睡在上面，是你，你愿意吗？你们俩在这床上，就像探索频道里头的动物，做了又做，是不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护士罗婷看《DISCOV…ERY》这个节目，一只要得正欢的非洲雄狮，突然骑在母狮背上，伸出巨大的生殖器，两头狮子相互摩挲着，非常野性，我们当时就相视一笑。那天晚上孩子睡觉后，我们也像狮子一样在这张原木大床上很有质量地痛快了一番，料不到她竟也将那画面移植到我和鹿博导身上。
  “要不我叫人把这木床用清漆再刷一次，把席梦思扔了……”我还在床铺问题上和她讨价还价，但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事实上，她早已经不是在所谓“卫生问题”上和我纠缠了。
  瞬间，黄昏的日光斜斜地穿越淡蓝色的窗帘，原木家具和重蚁木实木地板都泛出温暖的光泽，我突然觉得这种和煦的光正在一寸一寸地离我远去，永远不属于我。
  这一时刻，我和护士罗婷，都站在客厅里，都着装整齐，距离三米左右，都不愿将目光投射到对方身体上，但我们在对话着。
  “还有我，你打算怎么处理我，我知道我就是到温泉澡堂洗一万遍，也是不干净的。要么把我放在一个漂白机器里洗上三天，会干净吗？”我想，还是把话挑明了吧，这样我好做下一步的打算。也可能是我潜意识非常警惕，知道自己已被护士罗婷当成彻头彻尾的脏东西。　她是那么爱干净的人。　“你要滚，就滚吧。”她突然哭了出来，哭得我莫名其妙，刚才她不是同时兼备主审法官的权威和检验科医师的冷峻。怎么了她？她怎么就哭得那样投入，肩膀一耸一耸的，与前一分钟的护士罗婷判若两人。
  我是那样肮脏，若是上前安慰她，肯定会被她赶走。
  我只能像猫一样溜出了家门。
  坐电梯下了楼。
  就在电梯关上门的一刹那，我的大脑里出现了可怕的图景：护士罗婷往自己的胳膊注射，不久，她就不省人事。她的医院就出过这样一个乱子，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医生就这样殉情了。这个爱干净的医院，医生护士要是发现配偶不忠，会不会都给自己来上一针呢？她在家里就配备了一个急救药箱，里头该不会有此类针剂吧？
  电梯正从十六层往下走，我注视着电梯里楼层数字的变化，突然想，她若要解决自己，不是还有更方便的方案吗？她可以跳楼呀。
  电梯到了六楼的时候我就夺门而出，我冲向消防通道，往十六楼奔去。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我气喘吁吁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她在平静地整理她的衣物。
  她并不觉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有什么奇怪。
  我走到她面前，道：“要不我们换一套房子，这套卖了，买一套新的。”
  她开口了：“以后你找一个脏女人，就换一套房子，就这么简单，是吗？”
  我沉着脸，道：“那你说怎么办，我总该知道要怎么办吧？”
  她冷笑道：“你做下的事情，还要问我怎么办，是不是每次跟脏女人睡觉之前，你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我明摆着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是强词夺理。”我沮丧地抗议道。
  她习惯性地捋了捋长发，向我靠近，手指着阳台道：“是吗？那我告诉你，我请你从阳台跳下去。”
  我横了一条心，心想，真死给她看，看她怎么办？
  我瞥了她一眼，缓慢走向阳台，接着，一条腿跨过栏杆，很快，整个身子也翻过栏杆。
  现在，我第一次手攀栏杆，整个身体“挂”在阳台外，脸朝房子里看，看她怎么反应。
  我只要将两手松开，便成一个自由落体。
  她的反应是那样的迟缓，似乎还是在我目光的威逼之下，才将就着从房里踱出来，那种走路的样子不是从护理站走向病室的职业脚步，而是家庭主妇拿着个花洒到阳台上浇花的那般毫无用心，但她毕竟向我走来了。
  她走到栏杆边，见我如猩猩般手臂攀着栏杆，冷笑了一声，轻蔑道：“我知道你不会跳下去，何必这样丢人现眼。”
  说完她就返身进了卧室。
  我不明白她这样说话是鼓励我跳下去，还是用一种高明的手段让我脱离危险的境地。总之，我不到半秒的时间就翻进了阳台。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正常得有点滑稽。
  我进了客厅，她竟然手握遥控器在那里搜索电视频道。
  “我也知道你根本不怕我真的跳下去。”我冲着她的后脑勺，恶狠狠地对她道。
  “是的，你像那种会为我跳楼的人吗？可笑！”“可笑”这两个字的发音是那样清晰有力，让我马上意识到刚才自己手攀阳台栏杆的模样可笑至极。
  但她怎么把我料得那么透呢，她怎么一点儿都不顾虑我万一失手就粉身碎骨的危险呢？
  我翻出栏杆的样子再怎么愚蠢，也是很危险的。
  我就是作秀，也有万分之一失手的可能。
  而她大概只当我能像一只丑陋的大蜘蛛那般上下穿梭左右摇荡。
  她认定我就是一只丑陋的大蜘蛛。
  这样的想象让我愤怒，又让我无比畅快。
  不管如何，我终于在内心里找到百分之百的理由挣脱护士罗婷的锁链，走出这个清洁之家。
  “我再怎么不干净，我也是个人。”这是那天我对护士罗婷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硬气的一句话。
  她依然没有半点惊讶，而是高昂着头，用鄙夷的眼光看着我走出家门。
  我只得走出家门。
  那天傍晚，天气有点冷，但天空是澄净的，城市的街道被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点亮。
  夜幕在城市里铺展开来的那一个时刻，幼时记忆中那种种绚丽美好但又模糊的画面好像突然在我眼前跳跃。
  我走出小区，叫上出租车。
  车子在马路上刷刷地行驶着，我不知道该投身何处。
  车子终于将我带到了离城市三十公里远的大学城，我到招待所开了房间。
  进房间后，准备沐浴。
  我取下架子上的浴巾，抖了抖，仔细检查浴巾的细部。棉织品肌理间有不少隐约可疑的痕迹。客人在沐浴后拿浴巾当防滑地毯并不是不可能。
  我放弃使用招待所的浴巾。
  沐浴后，我采用自然晾干的方式将身体暴露在窗帘紧闭的客房内。
  穿上内衣，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