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江扑到牢门口，盯着成群特务，直到猩猩下楼，走出高墙边通向特务办公室的铁门，他才转回身来。被特务翻乱了的衣物掷得满屋都是，一时也没有人去收拾。
  余新江愤怒地将双手往衣袋里一插，大步跨到丁长发面前，“老丁！”他叫了一声，忽然停住了，因为他的手在衣袋里触到一点什么东西。余新江慢慢从特务搜查过的衣袋里抽出手来，竟摸出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小纸团。余新江诧异地打开纸团一看。
  “江姐亲笔写的！这，这从哪里来的？”
  丁长发接过纸条看了一下，立刻敏感地低声说道：“刚才搜查你的值班看守员，先搜查过女室晾晒的衣服。”“哦！”余新江的脸上出现了会心的微笑。要不是这位机智的“看守员”，今天会出多大的危险！过去，所有地下党的来信，都是由“看守员”送到女室去的，所以他们都不认识这位机警的同志。
  丁长发立刻把纸条交给了老大哥。过了一阵，丁长发和老大哥耳语之后，目光又招呼着余新江。余新江走了过去，三个人在同室战友的保护下，聚在一起。
  “女室知道值班看守员是自己人。”老大哥深思着说：“急切送信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感情冲动的冒险，再不能允许。”老大哥慢慢把江姐的信展示出来。“江姐遗书，应该仔细读读。她建议和白公馆加强联系，争取提前行动。”
  老大哥深思的目光，渐渐移向窗外，似乎想着更多的事情。
  “为了党和阶级的利益，”老大哥像对自己，也像对丁长发和余新江，缓缓说道：“我们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江姐说得对：要真正作到这点，还要有进一步的思想准备。”
  丁长发和余新江默默点头，聆听着老大哥微带激情的声音。
  “每个人应该清楚地懂得，我们面前，有胜利的希望。也有牺牲的可能……”老大哥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但是我们还有责任：为党保有更多的干部。正因为这样，当我们敬爱的同志，最亲近的战友不可避免地牺牲的时候，失去同志的悲痛当然使我们万分难受；可是，我们怎能因为感情冲动而失去冷静？怎能因为战友的牺牲而忘却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为阶级献身，”丁长发从深心里赞同着说：“江姐无愧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该像江姐那样，永远为党工作。”老大哥应声说道：“今天晚上，通知各室认真讨论江姐的遗书，从她崇高的气节，不屈的表现中，吸取力量，进一步鼓舞斗志。”说着，老大哥指了指江姐遗书上面的几行文字，把遗书放在丁长发和余新江面前。接着，伸出两手，扶住他俩的肩头，声音里流露出更激越的感情：“我们都记住江姐的话，在风险面前，决不退缩，一往直前；在考验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这些坚贞的话，在战友们心中久久地共鸣着。
  停一会，老大哥才低声道出他的决心：“要各室全面检查准备工作，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前面。”“我们何时动手？”余新江问：“和白公馆如何配合？”老大哥毫不迟疑地回答：“关键问题是及时把越狱时间报告地下党。”老大哥略停一下，微带忧虑地叮嘱道：“要‘看守员’千万小心。这个时候，绝对出不得问题！”
  白公馆的电话铃叮叮地响了两下，听筒就被一只等在那里的手抓了起来。
  在两小时以前，当陆清接到徐鹏飞的紧急通知，赶进城去报告准备情况时，杨进兴就焦灼不安地守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候，离徐鹏飞指定的时刻，已超过了半个多钟头，才听到陆清的声音。
  “进兴吗？”电话里传来陆清的询问。
  “是我。所长马上回来吗？”
  “不。我先到执行的地方等着，你马上就请……”压低的声音吐出了一句事前约定的黑话，“请黄先生谈话。”
  杨进兴放下电话，转身在一个特务耳边交代了几句，便带着这名副手，踏进了黄以声将军的囚室。
  杨进兴点着头说，“刚才得到二处的电话，徐处长请黄先生到梅园谈话。”
  “找我谈什么话？”黄将军反问一句。
  “请黄先生谈话。”杨进兴重述了一遍，又提高腔调说：“马上就去。”
  望了望不怀好意的暴徒，黄将军迟疑了一下，沉默地走到床边，拿起了礼帽。趁刽子手不注意时，又顺手从床头摸出一件什么东西，迅速塞进衣袋。黄将军的目光，环视了一眼这间小小的、住过多年的囚室，然后跨出了牢门。
  牢门外边并没有更多的特务监视，也没有给黄以声带上手铐。这一切似乎暗示着请他去梅园谈话，并非凶多吉少的阴谋。
  走出白公馆，黄将军忍不住回转身来，固执地望望渐渐远离的集中营，不由得取下礼帽，高举着挥手致意，但他的目光，已经无法再见到那许许多多朝夕与共的共产党人了。
  天色分外的阴沉，浓密的黑云，低压在山头，一片山雨欲来的异样沉闷。从云隙里不时漏出几缕阳光，反衬着乌云，斜照在黑压压的松林深处。
  黄将军迈开沉着的军人步伐，沿着山边的一条通向梅园的石板小道，大步走去。一面走，一面却用眼角冷冷地注意着紧紧跟在旁边，又不时窜到背后的阴险的特务。
  周围一片岑寂，没有人声，也听不见鸟啼，只有皮鞋踏在石板上，发出一声声空洞的回响。
  小路曲曲折折地转向一道小溪。透过密林，隐约地看见了对面的山头，山头上，掩映在林荫深处的建筑，便是人所共知的美国特务的巢穴——梅园。黄将军走到溪边，跨上一座小桥，年久失修的桥板，已经破败不堪。因此，他低下了头，避开那些腐朽的木块。
  “黄先生，桥不好走，小心一点。”
  黄将军没有理睬，昂然跨过桥头，又向前走。
  就在这时候，两声闷哑的枪声，骤然在桥头响起，接着又是两枪。
  枪声不大，被周围黑森森的密林和淙淙流水掩盖着。黄将军猛地向前踉跄了一下，又摇摇摆摆迈了两步，他吃力地站定脚跟，怒目回视。胸口涌出的血不断撒滴在桥头的石板路上，血水无声地溅进了小溪，溪水渐渐被染红了。黄将军伸手指指自己的胸膛，用沙哑的喉音怒喝道：“再来一枪！”
  “砰！砰！”
  无声手枪又发出闷哑的响声。
  在血泊里挣扎着，黄将军勉强把手伸进衣袋，再也无力把手从衣袋里抽出来。前些时候，从他听说杨虎城将军和小萝卜头全家已经被害以后，便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把共产党人送给他自卫的武器，带在身边，准备必要时，搏击敌人。
  却没有料到，狡猾的杨进兴躲在背后，突然射击。黄将军困难地昂起头来，口里流着鲜血，全力吼了一声：“消灭国民党法西斯……”颓然扑倒在血泊里。
  杨进兴冷冷地笑着，把黄将军的尸体踢翻，提着还在冒烟的手枪，从血水中拾起黄将军的礼帽，拍拍帽上沾染的尘土，斜戴在头上；又提起黄将军毫无知觉的手臂，扯下那只黄亮亮的金表，金表嗒嗒地响着。刽子手把表拿到耳边听听机械的响声，把手枪往腰间一插，伸出左手，套上带血的金表。回过头来，他恶狠狠地盯着跟在身旁的副手，从鼻孔里哼出野兽般的嗥叫：
  “看见他回头，你为什么不补枪？脓包！”
  偷偷躲在竹丛后边观察现场的陆清，手上操着一部照相机，忽然露面了。按照特务的规定，所有被害的人，都要拍摄照片，上报台湾；重要人员的现场照片，更要报送蒋介石亲自审阅。
  凶手翻动着黄将军正在冷却的遗体，准备拍照。黄将军僵直的右手，插在衣袋里，杨进兴用劲拉了出来，寒光一闪，他不由得退了几步，额角上冒出冷汗——黄将军临难时，手里竟紧紧握着一柄锋利雪亮的匕首，一柄来不及刺进凶手胸口的匕首！
  头发苍白的华子良，挑着一担乌黑的煤炭，跟在看守特务后面，离开煤窑，慢慢走上去白公馆的公路。除了到磁器口挑菜，他每天还要到中美合作所煤窑挑一两次煤炭。这座特务专用的煤窑，就在渣滓洞附近的公路旁边，离白公馆也不远，正处在两座集中营之间。有时，特务懒得走路，就叫华子良独自去挑，特务只在山头上守候。华子良却像一只在笼里关惯的鸟，有特务监视也好，没有特务监视也好，去去来来都是目不旁顾，更没有丝毫越轨的行法。到后来，特务常常放心地让他独自去来，甚至连到磁器口买菜，特务也常常自去赌钱喝酒，让他单独把菜挑回。不过近来形势变化了，他每次往来，都被特务跟着，不像前些时候那么自由。
  天气很冷，满天的浓云压在山尖上，北风阵阵呼啸。满挑煤块，压得华子良脚步蹒跚，不断喘气。他敞开胸前的衣襟，露出褐色的皮肉和瘦得连一条条肋骨都数得清的身躯，胸膛上的汗水一滴滴地往下淌。
  走了一阵，来到松林坡的山脊。在公路的岔道口上，特务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回头说道：“休息一下。”
  华子良应声放下满挑煤炭，也在路边的石岩上坐下来，把破帽子接下来当作扇子，扇着胸膛。特务摸出一支烟，独自吸着。像往常一样，谁也不说话。
  华子良的心里，一刻也不平静，他正忧虑着一个严重的新情况：几个月来经常和他见面的渣滓洞的那个“看守员”，今天又没有来押运煤炭，代替他的是一个新来的特务。过去，当他还未作厨工的时候，渣滓洞和地下党的关系，是靠那个由地下党安插进去的“看守员”借休假日出去联络，到他作了厨工，进出比那不能经常出入的“看守员”更方便，所以磁器口联络站建立以后，到联络站的联系，就改由华子良承担了。他利用挑煤的机会，又可以和渣滓洞的那个“看守员”经常见面，传递情报和意见。可是从昨天起，这个“看守员”却意外地没有出来，这使华子良深深地感到不安。时机十分紧迫，如果和渣滓洞断绝了联系，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他觉得那位“看守员”被敌特识破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一贯谨慎小心；最大的可能，就是遇到了敌特最近采取的换防措施，突然把他调走了。可是，这样一来，不仅华子良准备带给渣滓洞的几柄匕首交不出去，而且今后和渣滓洞的联系也会完全中断。更严重的是渣滓洞约定要告诉越狱时间，现在竟无法再得到这个关键性的情报了。
  公路上走来一大群人，渐渐近了，都是特种警卫部队的，背着铁锹、十字镐，走到岔道口，又向松林茂密的山上走去。领队特务看见白发苍苍的华子良囚服上的蓝色三角形符号，立刻诧异地问：
  “犯人怎么出来了？”
  正吸着烟的特务应声回答道：“是个疯子。”
  “哦。”对方漫应着，从山脊往远处望去，“梅园那边又在开会？好多小汽车！”
  看守特务点点头，也问道：“你们到哪里去？”
  “戴公祠。紧急任务。”
  大群的特务，沿着公路向松林中渐渐走远了。就在这时，不远的山坳附近，从密林间传来了几声低闷的枪声，接着，又响了两枪。看守特务望望响枪的地方，回头喝道：“走！快点回去。”
  刚刚回到白公馆，放下满挑煤炭，华子良就被看守长杨进兴叫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出来办伙食？”
  华子良木然立着，没有回答。
  杨进兴狞笑着，得意地望望手上的金表，又问：“你知不知道，共产党要来了？”
  华子良脸上毫无表情。
  “共产党来，对你没有好处！”杨进兴指着自己：“我当司令，上山打游击，懂吗？你跟我走。”
  等了一阵，看见华子良没有话说，杨进兴突然吼叫起来：“不准疯疯癫癫的！要是三心二意，老子马上枪毙你！”华子良一动也不动，像个泥塑木雕的哑巴。
  “我们游击训练总部，有几十万大军，不怕共产党来！我委你当反共救国军的军需，跟老子走。听见没有？”“当官呐？”华子良用莫名其妙的声音应答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听懂。站了一阵，他摇摇摆摆地走回厨房，照常烧火煮饭。直到晚上，他才独自回到牢房去。
  半夜里，牢房里的人们都睡熟了。只有和华子良躺在一起的齐晓轩，并未入睡。他正默默地思虑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贵阳解放，向大西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川，一路从川北直趋成都，一路从川东直趋重庆。从川东进军的二野部队，已经越过白马山飞速前进，重庆的解放将大大提前。在这种情况下，齐晓轩更加冷静而谨慎。因为任何侥幸都是不可能的。稍一疏忽，便会带来惨重的流血牺牲。象临战的指挥员，象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