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问题。”
  “怎么，我们要分别了？”
  “我调动了工作，最近要下乡去。你把昨晚印好的《挺进报》交给我吧。”
  “以后谁领导我呢？”
  “一个姓李的，李敬原同志。市委很重视《挺进报》的作用，今后就由市委负责同志直接领导你了。”江姐握着成岗的手微笑着，“你知道吗，我正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的一部分工作，结果你却把我的工作抢去了！”
  成岗象猛然醒悟，立刻把江姐的手拉到自己面前，他清楚地看见，江姐的食指和中指，隐隐地现出铁笔磨伤的痕迹。
  一股火热的、强烈的激情，立刻涌上他的心头。“原来刻写钢板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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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附近，四边望望，雾太大，几步以外全是一片朦胧。江姐只好站住脚，理理头上的纱巾。
  “……小姐，雾大得很，开船还早咯。来碗炒米糖开水？”江姐摇摇头谢绝了。她犹豫了一下，迎着江风和浓雾，朝江边走去，一双时髦的半高跟鞋，踏在陡斜的石级上，格登格登地响。力夫提着个不大的行李卷，跟在后面。
  路边，零星地听到叫卖声，乞丐的哀告声。突然出现了一声粗暴的喝斥：“走快点！跟上！”
  江姐回头看时，一长列穿着破烂军衣的壮丁，像幽灵一样，从雾海里显现了，一个个缩着肩头，双手笼在袖口里，周身索索地发抖；瘦削的脸颊上，颧骨突出，茫然地毫无表情，一双双阴暗的眼睛，深陷在绝望的眼眶里……到了江边，力夫把行李放下，江姐付了钱，站在来往的旅客间，等待着。江风迎面吹来，掀动衣角，潮湿的雾海包围着她，她扣上了那时新的细绒大衣的扣子，又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
  江姐的仪容本来是端庄的，经过化装，更显出一种典雅的风姿。她站在江边，心里久久地不能忘怀那群壮丁的惨状。苦难深重的农民，怎能再忍受反动派的蹂躏？更高的反抗怒潮，一定会从根本上动摇反动派的统治基础，迎接未来的光明。她渐渐地又仿佛看见了雾海之外，有无数红旗在广阔的原野上招展，一眼望不尽的武装的农民，正出没在群山之间。老彭那里，现在的工作基础更好了吧？江姐想着，又感到肩头上担负的责任的重大。这次，党增派一批同志到川北去，老彭一定会高兴的。去年春天，也是在朝天门码头送他上船，转眼就一年了。现在，他还像在重庆工作时那样，经常吐血吗？他还爱说那句口头禅么？——“为了人民的解放，有一分热，我们要发几分光！”那时候，孩子还没有出世，老彭说，等我们再见那天，全国一定解放了，孩子一定会喊爸爸了！他还嘱咐过：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共产主义，不是轻而易举的，孩子不要娇生惯养，革命的后代，应该粗茶淡饭，从小过惯艰苦的生活。现在，孩子已经断奶了，他见了照片，一定会喜欢的……
  “江姐！”一个声音在耳边喊。她转回头，一眼看见甫志高从人丛中挤过来，掮着一口大箱子，走到她身边。“开船还早，我们到江边坐一会儿。”江姐说着，轻轻提起小行李卷，领着甫志高，离开人丛，走向寂静无人的江岸。江姐把行李放下，像要耐心等船似的，坐在行李上休息。甫志高也把箱子放下，掏出手巾，拍打着藏青色西服上沾染的灰尘。
  “昨晚快到半夜，小余才把东西送来……我还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啊！”甫志高也坐到箱子上，凑近江姐耳边小声地说着：“小余说，两百份《挺进报》——《日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特刊，山上修械所要的两台设备，昨夜已全部交给交通员同志带走了。箱子里装的全是山里急需的药品。”“按照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江姐轻声问，虽然附近没有行人，她仍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即使有人注意，也不过是两个等待雾散上船的旅客。
  甫志高点点头。“你的证件放在最上面，这是钥匙。”
  江姐接过钥匙，又看见甫志高摸出手巾擦拭着额角。江姐这才似乎无心地问：“你为什么不找个力夫？”“哦，箱子不算太重。”甫志高微笑着，解释道：“艰苦点是应该的，一口箱子，何必找人搬呢？况且，自己搬更安全些！”
  “安全？”江姐微微地摇了摇头，不知怎的，她有点觉得他是在显示自己的“艰苦”作风；她用目光指点着过往的旅客。“你看，哪有穿西服的人自己掮行李的？”“啊？”甫志高嘘了一口气，搔着自己油亮的头发，“我倒忽略了这一点。”他不禁解嘲地微笑起来，“枉自作了多年地下工作，运口箱子都走了火！”甫志高正对着江姐转向他的目光，期待地说道：
  “别时容易见时难。江姐，你过去给过我很多帮助，再给我提点意见，好吗？”
  暂时没有说话，江姐心里像在想着什么。在她移交沙磁区委书记职务给接替她的同志以前，已经不止一次地和甫志高交换过意见了。过了一会，她才缓缓地问道：“有一件事：我听华为讲，你常叫陈松林到重庆大学活动，是这样的吗？”
  “这是过去了的事情。”甫志高略一迟疑，便回答说：“小陈偶尔到重大去，只是给华为送点书报罢了。”
  “不过，”江姐又说：“我觉得这样作总不大好……”“江姐，”甫志高用完全听懂了江姐话意的声调回答道：“谢谢你的提醒，我一定……改进工作方法……”
  上船的时刻快到了，旅客们三三两两，喧嚷着，向岸边走来。
  甫志高关心地问：
  “江姐，你一时不会回重庆，孩子有朋友照管吗？”江姐缓慢地点点头，回答说：“组织上帮我作了安排。我只担心同志们太溺爱孩子，对他过于娇惯了。”“江姐，见了彭松涛同志请代为致意。啊——民运轮已经在上客了……”
  正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忽然“砰”“砰”两声枪响，码头上来往的人们，都惊愕地循声张望。
  “上差船的壮丁跳水逃跑！”有人在说。
  “砰砰！”又响了几枪。
  雾散了一些，隐约望得见一艘登陆艇停在附近，长列的壮丁正在上船。挂着青天白日旗的舱面上，排列着刚出厂的重炮。敞开的船头闸门边，成群的力夫正把一袋袋军粮背进底舱。
  “打死了没有？”
  “谁知道？”
  旁边的旅客议论着：
  “天寒地冻的，跳江多冷啊！”
  “不跳江？登陆艇今天就要开出川呀！’江姐握着甫志高的手，低声叮咛着：“你回去吧！请代向区委的同志们致意。暴风雨还没有过去，你们在重庆，要多加小心！”
  “你放心，江姐。”甫志高自信地笑着：“我相信下回见面时，这里一定雾散云开，阳光普照！”
  “再见！”江姐直望着甫志高的身影，在薄雾中渐渐消失了，才离岸上船。
  “上舱房间票。朝那边走！”船员检过票，指点着方向说。烟雾弥漫的煤舱里，寒流浸骨的船舷上，都挤满了人群，全是买不起舱位的统舱旅客。船舷边遮风的帆布被江风刮着，在铁栏杆上啪啦地响。婴儿不住地号哭，母亲焦急地抚慰着。满船嘈杂的人声，乱哄哄地混成一片。
  离船头不远，江姐找到了自己的舱位。她打开行李，把床位铺好了，便把箱子往床下一塞。箱子又高又大，塞不进去，她重新把箱子放在床上。这时，一个茶房从门边走过，江姐便喊着：
  “茶房！船多久开？”
  “还在扎雾，大概九点钟才开得成。”
  “何大副起床了吗？”
  “小姐，你姓李，是他表姐吧？”茶房打量了一下江姐入时的衣着问道。
  江姐笑着，点了点头。
  “大副上夜班，叫我等着，你来了，就叫醒他。”话音刚落，何大副已披着大衣径直找来了。
  “表姐，我正等你哟，你一个人回去？”
  “你大哥走不开。出来几年了，早就想回家看看……坐吧，表弟。”江姐从床上把箱子提下来，左放不是，右放也不是，她埋怨地说：“我说不带箱子，大哥偏要我带，路又远，真不方便。”
  “这里放不下，放在我那里吧。”何大副说着，从门外叫来一个茶房。
  “把这口箱子送到我房间去。”
  茶房正要去提箱子，江姐却拦住了他：“等一下，我拿点东西。”她把箱子放上床，当着全舱的旅客，打开锁，翻开粉红色内衣，花绸夹袍……把靠上面的一只精巧的手提包，取了出来，顺便拿起个药瓶晃了一下，“大哥想得真周到，给舅母买些鹿茸，银耳……你看，鱼肝油也怕乡下买不到。可真把我累坏了。”她笑着，锁上箱子，交给茶房。“开船还有一阵，我们出去看看风景好吗？”何大副征求意见地问。江姐同意地点了点头，她提起手提包，刚要和何大副一道走出舱房时，从舱房另一头传来了叫喊声：“现在开始检查啦！旅客们不要走动！”船上嘈杂的声浪顿时沉静下来。
  两个穿白色服装的水上警察，从过道上走了过去，后面跟着几个背枪的士兵，刺刀闪着寒光。检查正在统舱里进行，只听见刺刀撬破木箱、戳穿罐头的响声，夹杂着孩子的尖声号哭。
  “慢点嘛，看把豆瓣打泼了！”
  “巴嗒！”传来罐子落在甲板上的破裂声，接着便是一声女人的尖叫：“哎呀，我的一罐榨菜！”
  警察来到舱房，一位学生装束的双辫子姑娘，在舱房的另一端，遭到反复盘问。江姐从容地从床上斜起身子，顺手拿起刚才向对面的旅客借来的一张《中央日报》，不在意地浏览着。
  “小姐，请问你去哪里？”
  江姐把报纸慢慢放下，扫了警察一眼，冷淡地回答了两个字：“回家！”
  “有证件吗？”
  江姐拿起精巧的手提包，轻轻地把拉链一拉，用带着手套的食指和中指，从皮包里夹出一份证件，随手丢在床上。
  警察的气焰，在盛装的女客面前完全收敛了，规规矩矩地拾起那份盖着大印的证件，仓皇地看了一眼。“对不起，对不起！”警察毕恭毕敬地退出舱门说：“我们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四面传来的骂声，把警察送下了船舷的吊梯。
  “呜——”轮船起锚开航了。
  江姐出了舱房，缓步走向船头。这时，雾散天青，金色的阳光，在嘉陵江碧绿的波涛里荡漾。“山城，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江姐默默地在心头说着，这时轮船正从长江兵工总厂前面驶过，她隐约望见了成岗住的那座灰色的小砖楼。晨雾初散，嘉陵江两岸炊烟袅袅，才露面的太阳，照着江边的红岩。雄壮的川江号子，从上上下下的船队中飘来，山城渐渐被丢在船后。阵阵江风，吹动她的纱巾，她站在船头上，两眼凝望着远方，心里充满了美好的希望……长途汽车溅着泥浆开进车站，停了下来。旅客从车上涌下，车顶上的行李也解开递下来了。在中途同江姐一道上车的华为，提起箱子，又去帮她拿行李。江姐是初次到川北来，华为作了她的向导，为了旅途的方便，他们便以姐弟相称。“天下雨，路不好走，姐姐，这里没有力夫，我来提吧。”“你提箱子，行车卷给我。”
  就在这时候，他们忽然听见车站上的职员大声招呼着：“请旅客们排队出站，检查行李！”
  江姐愣了一下。这时汽车司机离开车子，踱到江姐身边，低语道：
  “我上一趟来没有检查。这里怎么也紧起来了？”他从华为手上接过那只重要的箱子，朝汽车里司机座位上一放。轻声打了个招呼：“等一会儿我给你们送来。”
  江姐没有开口，她对这里的情况是陌生的。华为便机灵地点了点头，叮咛了一句：“我们在城门口等着。”顺手提起了江姐那件小小的行车卷。
  在车站出口处，他们遇到了严格的检查，虽然江姐拿出了证件，但是军警还是查看了行李卷，这使江姐感到意外，清楚地看出这座县城完全被一种特别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如果不是司机沿途保护，他们很可能刚到目的地就出事了。出了车站，他们放心了些，但仍不便逗留。江姐一边走，心中还丢不下那只放满药品的箱子，又不知道司机要过多久才能送来，便问华为：“进城有多远？”
  “不远，十来分钟就走到了。”华为说着，心中倒很坦然，他到底年轻一些，并不在乎这件小小的意外。
  在进城的路上，华为兴奋地望着远处，心情难免有些激动。几年以前，他在自己的故乡读中学，常常为妈妈跑腿、送信，参加过秘密活动，情况是很熟悉的。他和妈妈分手，是在考上大学以后。妈妈和同志们去年又上了山，他是在学校里知道的。能够回来参加武装斗争，他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