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在同龄人中，王衍芳是毫无疑问的佼佼者。
  王衍芳人生的第二个打击是1991年。这一年，建筑工程研究院成立了一个涂料课题研究小组，一位姓陈的大姐担任课题组组长，王衍芳是组员。课题研究小组成立不久，研究院陆院长突然把王衍芳叫到办公室里问：“你是不是把单位的设备和涂料配方卖了？”
  “没有啊，您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王衍芳以为陆院长跟他开玩笑。
  “有人向院里反映，说是你卖了设备和涂料配方，你还不承认吗？”陆院长非常严肃。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在打我的小报告？你们当领导的凭什么不查清楚就相信别人的陷害？”脾气倔强的王衍芳认为自己没有卖配方，自然不承认这种诬陷。这次与陆院长的谈话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王衍芳越想越不对劲，他想来想去，觉得打小报告的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怎么好的陈大姐，现在又是自己的组长，一气之下，王衍芳第二天就从课题小组撤了出来。在之后3个月时间里，院里对王衍芳偷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进行了审查，但最后却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好不了了之。王衍芳为此闷闷不乐，觉得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跟领导的关系也慢慢疏远起来。对于工作，王衍芳再也不那么上心，在一些朋友的带动下，他慢慢迷恋上了打牌赌博，甚至上班时间也瞒着领导溜出去找人玩麻将，随着赌瘾的养成，王衍芳逐渐将工作荒废。这些事情反映到领导那里，更加加剧了领导对他的不满。
  第三个打击在1992年随之而至。这一年研究院里分房子，按当时的房屋分配原则，单位可以将职工的福利住房卖给个人。但在这次单位房屋改革中，研究院因为王衍芳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一直没有结论，加上此后他赌博耽误工作，单位就没有将福利房卖给他。直到院里其他人的房子都已经办理了买卖手续，王衍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王衍芳没有从自己的缺点找原因，反而认为是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觉得单位的决定就是领导说了算，是陆院长从中作梗。由此，他忌恨上了陆院长。
  第四个打击是199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能够照顾自己患病的母亲，孝顺的王衍芳把母亲在崇文区的房子与同事换了房，王衍芳当时考虑两个便利，一是换到了自己的住房附近可以照顾母亲，二是同事的房子有暖气，能够让母亲过个暖和冬天。但是，正当王衍芳的母亲住进那间小平房之后，房子里的暖气却莫明其妙地被停了。王衍芳非常恼火，认为是陆院长下令给停的，他只好找到院里的米书记，但米书记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王衍芳一气之下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折腾了一圈儿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暖气问题。此时已经是12月的隆冬，王衍芳只好将被冻了很久的母亲送到大哥那里。没想到，母亲刚到大哥那里就大病一场，之后经过医治之后，命虽然保住了，母亲却从此一病不起，差点变成了植物人。王衍芳觉得，母亲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院里给停了暖气造成的，由此，他更加痛恨陆院长、米书记了。
  此后，王衍芳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此事，最终通了暖气，也帮助其他十几户都装上了暖气，街坊邻居都沾了他的光，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领导们对王衍芳更不满意了。
  接踵而至的是第五个打击，这个打击对王衍芳来说才是真正致命的。1995年院里成立了装饰研究所，王衍芳因为学化工出身，正好专业对口，被分配到装饰研究所。面对生活日益窘迫，他一度产生了洗心革面的想法，并向领导发誓“再赌就剁一只手”。但不久，王衍芳的保证便落了空。
  研究院是国家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因此，单位里的工程师需完成科研成果、专利、发表学术文章等软指标，或者达到一定收入的硬指标，但这些王衍芳都做不到。1996年研究院改制，由院长聘任中层干部，中层干部聘任职工，当时因为王衍芳的赌博和领导关系的僵化，已经没有科室愿意接收他。按照研究院当时的规定，凡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均由研究院下属的发展中心接收，1997年，王衍芳与发展中心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该中心规定，每位职工每年需要完成3万元的盈利额上交到院里，否则就中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按期上交3万元，王衍芳就要卷铺盖回家。这不是那种获得某种补偿的下岗，而是被辞退，被辞退的职工是没有任何待遇的。
  但是，到1997年底，王衍芳第一年度没有完成指标，他只好借了1万元找院领导，希望院领导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把没有完成的指标顺延到1998年完成。按照院里的规定，本应终止劳动合同，但面对王衍芳的请求，发展中心又与王衍芳续签了一年劳动合同，但在合同期内，王衍芳仍没能完成指标。1998年2月，研究院将王衍芳的档案转至王衍芳居住的街道，不再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王衍芳被辞退了。
  王衍芳被辞退时，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毕竟自己毕业于名牌大学，是单位里的工程师。那一天他依然照常他去上班，但单位的人告诉他，说他被辞退了。他跑到单位人事部门和街道一查，才知道是真的。
  工作了18年的王衍芳失业了，但失业的王衍芳还要养活老婆孩子。被辞退后，王衍芳一直没找到工作。之后的8年里，王衍芳生活陷入窘困状态，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甚至卖掉了原单位分配的一套房子，靠房租糊口。自己住在院内母亲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内，为了生存，他甚至去抗过大包。
  从一个工程师到一个辞退职工，从一个北大高材生到一个像被死狗一样被扔出来的废物，王衍芳从参加工作之后，忍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除了第一次打击是来自天命，他无法抗争。但后来的几次打击，王衍芳觉得给他灭顶之灾的是研究院，是陆院长和米书记。
  王衍芳被辞退后，妻子同他离婚，并带走了两个女儿。王衍芳随之承受了妻离子散的人生第六次打击，这时候的王衍芳已经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惟一的想法是与那些改变他人生的人同归于尽。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是最无畏的时候。王衍芳没房子、没老婆、没孩子、没工作，这时候他单身一个还怕谁？
  在离开研究院之前，王衍芳曾找到一位院领导谈话，希望化解矛盾，王衍芳曾经留下一句话：“我活是研究院的人，死是研究院的鬼！”但是，领导们仅仅以为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威胁，当即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也只是来人把王衍芳劝走了事。
  没有人想到王衍芳会真的以死复仇。其实，从1998年3月走出研究院的那一刻，王衍芳就下定决心杀掉那些改变他命运的人。王衍芳觉得，是陈大姐打小报告，自己才落得这个下场，而陆院长和米书记是穿一条裤子的同伙，他最初把报仇的目标定在了前任以及陈大姐身上。
  杀人需要工具，王衍芳离开研究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杀人工具，他决定购买一把枪。
  陷入复仇狂态的王衍芳开始了他的“寻枪”之旅，在1998年到2003年的5年时间里，王衍芳从来没有停止过买枪。在这5年到处找人买枪的过程中，王衍芳去过门头沟、昌平甚至河北燕郊，他几乎遇见谁就让人家帮着他买枪，而他找的这些人他根本就不认识。王衍芳就这样瞎转了5年，结果是枪没有买到，却让人骗去了2万多块钱。
  被辞退之初，王衍芳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找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经济方面几乎一贫如洗。后来加上妻离子散，没有经济收入的王衍芳开始自暴自弃，整天喝酒、赌博，逢酒必醉，每次喝酒之后，他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大骂领导，多次扬言“要宰了书记和院长”，王衍芳的这些话整个居民楼的人都听见过，但很少有人相信蔫蔫的王衍芳真的会去杀人。
  在买枪复仇的过程中，王衍芳变换了策略，既然领导不让自己好过，他也不让领导们过上安生日子。从2000年开始，王衍芳频繁出现在各级领导的家里，多次招致民警前来协调。上级主管单位领导、研究院领导、人大代表，甚至辖区派出所，王衍芳都找过，目的就是为了回研究院工作，得到自己应有的待遇。但是，王衍芳的要求依然没有得到正面答复，倒是王衍芳扬言要报复领导的说法广为人知。但这些话王衍芳说得太多了，几乎每次喝酒的时候都要说上几遍，别人都以为王衍芳是在撒酒疯，没人相信王衍芳会真的跟领导拼命。
  没有人相信狼真的会来。
  到2003年春节前，王衍芳依然没买到枪，但是他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单靠买枪来解决问题了，于是，他准备了两把刀、一把装修人员使用的射钉枪和一桶汽油，他原来的打算是先砍死陆院长和米书记，然后火烧研究院。但没想到，王衍芳赶到研究院时，当时只有米书记一个人在场，而且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王衍芳一看只有米书记和另外一个院领导在场，他决定放弃这次行动。
  米书记见王衍芳杀气腾腾地赶来，也许那天心情不错，他微笑着问王衍芳：“老王，最近忙什么呢？”
  “我一直想买枪杀了你们，但花了2万多一直没有买到，怎么，你把我买枪的钱给出了？今天你不解决问题我就要杀人放火了！”王衍芳的眼里冒着绝望的光，死死盯着米书记。米书记让王衍芳其势汹汹的样子吓毛了，虽然之前王衍芳曾经多次来找麻烦，但从来都是两手空空，这次又是菜刀、又是汽油、又是射钉枪，如此兴师动众让米书记不知所措。最后，王衍芳的恐吓得逞了，他从院里拿走了2万元，回家过了一个还算富足的春节。
  王衍芳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你们等着，过了春节我再来找你们谈！”院里怕王衍芳再来闹事，连忙加强了保安力量，天天在办公楼前巡逻。王衍芳得知后对一位院领导说：“你们不要那么剑拔弩张，既然我说谈事，在我限定的期限内不会有任何事情。”
  果然，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王衍芳没有闹事。但是，到了2003年年底，见研究院依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主动找自己谈，王衍芳再次找上门去，为自己当年买房子的事要说法。为了防止王衍芳继续闹事，在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主持下，2003年12月17日，由研究院工会主席和王衍芳签订了一份《关于王衍芳购房问题的决定》。研究院决定王衍芳以1992年房价购买他所居住的单位一套福利房，同时免去王衍芳拖欠的房租、采暖、水电、卫生费用2。7万元，条件是王衍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院里和院领导解决任何问题。
  王衍芳也在“决定”上签字，承诺不再要求院里解决任何问题，同时表示原先发生的事情请院里和派出所领导谅解。
  就这样，王衍芳以一万多元的价格从单位买到一套房子，当时，王衍芳非常高兴，此后的几年里，王衍芳按照自己的承诺，果然很少来再到院里找领导的麻烦。
  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王衍芳复仇的决心犹如一根导火索，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燃点，只是没有遇到电光火石的那一个瞬间。
  2004年2月，王衍芳将刚刚买下的房子卖了出去，他需要钱养活自己残疾的大女儿和正在上学的小女儿，还要为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治病。但是，2006年春节前，王衍芳的母亲真的变成了植物人，没有办法，王衍芳只好把母亲送进了敬老院。这件事情对困顿不堪又非常孝顺的王衍芳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8年前那个杀人的念头不可遏制地被点燃了！
  王衍芳不能不拿自己跟陆院长和米书记作比较，他们都是退休后仍被返聘担任领导，但王衍芳8年没有工作，而且没有申请下来低保，天天自己生闷气。王衍芳对此极其愤慨，心想自己因改制被解雇，可领导退休还当官，他的心理极度不平衡。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王衍芳再次去单位找领导，每隔几天就去找他们讨说法，要求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但始终没得到解决。
  2006年1月8日，王衍芳找到退休后返聘的陆院长谈了10分钟，让陆院长半年内给自己一个说法。之后，王衍芳转身来到派出所找到所长说：“我从今天开始活腻了，说不定哪天我要杀人，为了这一方水土保持安宁，你把我抓起来吧！”
  但是，忙于工作的所长安慰王衍芳说：“你的事情我们再调解调解，你回去等我电话吧，好好过个年！”
  回家后，王衍芳写下了一份《一个男人的自白》，并把这份自白邮寄给一家电视台的“特别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