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之后，他将吕某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损失，吴兴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吕某向莫某销售含有“瘦肉精”的生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莫某不知情购进销售，且已受到处罚及经济赔偿，吕某理应对其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03年1月《焦点访谈》追踪报道了一件涉及重庆、贵州、浙江、上海、江苏三省两市制造销售含“瘦肉精”饲料案。2002年6月3日重庆永川市农业局接到群众举报，在当地销售的贵州遵义市科新饲料厂生产的元林牌饲料里含有“瘦肉精”。由于案件已经涉及重庆、贵州两地，加上查扣涉嫌掺有“瘦肉精”的饲料有55吨之多，涉案金额60多万元。专案组在浙江警方的协助下，抓获了吴胜兄弟，并在现场发现了大量假冒浙江黄岩荣耀化工厂和其他厂家的商标、合格证等物品。经过突审，吴胜交代了加工生产掺杂“瘦肉精”的饲料原料的违法行为。据调查，吴胜使用的“瘦肉精”原粉是从上海人朱伟处买来的。专案组马上赶到上海并抓获了朱伟。经朱伟交代，“瘦肉精”是从江苏金坛买来的，卖给朱伟“瘦肉精”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犯罪嫌疑人吴胜、吴晓、朱伟已移交检察机关，掺有“瘦肉精”的饲料及时得到了处理。
  ……
  像上面这些因为制造贩卖或非法施用“瘦肉精”而已接受或正在接受法律制裁的不法之徒还有很多，可随着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仅以2002年为例，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2002年消费者申诉的十大热点问题中，对于食品类的投诉，仍以83235件高居第一位。而肉类食品最严重的问题依然是猪肉注水和“瘦肉精”污染。2003年上半年，卫生部收到重大食物中毒报告116起，中毒人数3643人，在养殖过程中滥用“瘦肉精”等药物是引起中毒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如此严峻且荼毒日久的“瘦肉精”，各地政府职能部门还是做了相应的防范与努力：
  早在1997年3月，我国农业部严令禁止β——激动剂在畜牧业上的应用。
  1998年上半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出国检办＇98＇2号文件《关于加强供港活猪检疫工作的通知》，规定对所有供港生猪进行严格的β兴奋剂尿样检制度。一旦发现，销毁所有生猪，禁止其猪肉在香港上市。
  1999年，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盐酸克伦特罗等违禁兽药饲料的专项查处，并出台农牧发＇1999＇1号文件，明确规定禁止生产和使用含“瘦肉精”的规定。
  1999年5月29日，国务院颁布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明文规定：“生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得添加激素类药品”。
  2000年4月3日，农业部联合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单独就“瘦肉精”问题发出紧急通知（农牧发＇2000＇4号），要求各地、各部门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盐酸克伦特罗”的查处。
  2001年初，农业部颁布了强制性行业标准《饲料中盐酸克伦特罗的测定》，确定了两种测定方法。
  2001年6月，农业部、工商总局等五部委又再次专门发文（农牧发＇2001＇14号），通知的措辞已升级为“严厉打击”，并再一次强调，“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即非兽药，也非饲料添加剂，而是“严重危害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畜产品安全的毒品”。
  到了2002年，鉴于“有些地区仍存在违规使用”的情况，农业部又先后以193号公告的形式，禁止将“盐酸克伦特罗”等数十种药物用于任何食品动物，对“瘦肉精”从原料到制剂一律封杀。
  农业部部长曾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瘦肉精”的问题做了专题回答，并强调：农业部对四个试点城市共进行了四次定点跟踪监测，其中有些城市的生猪样品中仍有少量被检出的“瘦肉精”。今后将会继续加大对“瘦肉精”的定点监测力度。
  随后，深圳、福州、厦门、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瘦肉精”的打击力度，纷纷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全面禁用“瘦肉精”创造了较适宜的法制环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3月17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等8个部局联合颁发的国食药监察＇2004＇66号文件中，把“瘦肉精”的防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做了专项规定：整治畜产品违禁药物滥用和兽药残留超标行为，加强饲料和兽药市场准入管理，逐步建立生产和经营的可追溯制度，阻止违禁药品从人用药品领域流向养殖环节。以检查“瘦肉精”生产使用窝点为突破口，对“瘦肉精”检出率过高的地区实施重点整治。
  尽管从方方面面来看，上到国务院，下到普通消费者，对禁绝“瘦肉精”可以说是高度共识了，可眼下的瘦肉精为何还是屡禁不止呢？
  这里先讲个笔者在最近采访过程上所遇到的一件真实的骇人的事儿：
  那是一个地处我国南方的城市，为了了解“瘦肉精”检测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专程去该城市的一家大学的食品系。因为有朋友的事先关照，我才能得以在不短的时间内和这些科研人员朝夕相处，并参与到他们的检测过程中去，这样才获得了一些珍贵而又让人感到恐惧的一手资料。这是一个专事猪肉中“瘦肉精”残留检测的科研单位，由于上述原因，我几乎每次都和这些研究人员去该市的几大屠宰场提取生猪尿样。可是每次取检样回来做过实验后，科研人员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起先我还以为是他们的检测技术不过关而导致检验结果不稳定所致，细问后顿时令我愕然不知所措。
  由于相处的时间久了些，我与这个科研小组的成员们也建立起相互的信赖。因而在我再三追问下，这个科研小组中当年作为中国在这一领域里第一批博士的年轻负责人激愤地告诉我：“我知道你是要写这方面的东西的，实在也是气愤得不行，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根本就取不到阴性尿样！但要没有与阴性尿样相关的数据，我们的科研就无法进行，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现在我们每次为了获得相关数据，就得开车去数百里外的农家，找那些放养的猪去提取尿样。而做猪肉检测就更难了，我们无论是直接从屠宰厂里取样，还是去肉菜市场买猪肉检测，其结果都是高得吓人！而我们又不能为取二两都不到的肉样再把农家放养的猪去杀了吧？先不说时间上的耽搁，就是这钱我们也出不起呀。”
  我不禁追问：“那么为什么不去那些大超市呢？他们的进货渠道会好一些吧，因为我们平时买东西还是相信大超市的。”
  “你恰恰讲反了，据我们监测，大超市的猪肉更可怕，因为大超市一般情况下都有自己的定点养猪场，而“瘦肉精”只有成规模的施用才能获得暴利。再加上目前检测人员少，检测成本又高，而趁机谋利的不法之徒又多，就我们市现有的人员，检测农贸市场还忙得脚打后脑勺呢，哪还能顾上超市？再说大商场和超市都是些财大气粗的主儿，归属又很混乱，你就是想去检还未必检得成。”
  是的，类似这种灯下黑的现象，不仅想起我自认为中国目前最接近国际上的经济类报纸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最近刊载的一篇报道，讲的是发生在全球闻名的家乐福连锁店北京中关村店出售有毒芥兰的事儿，据北京质检局公布的情况，家乐福最近可谓是麻烦不断，仅食品质量问题就被媒体曝光四五起之多，先是2003年8月，有消费者反映用了在家乐福国展店（创益商场）买的凉拌熟食后发生严重腹泻。当晚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食品卫生监督科派人连夜到家乐福国展店调查，把所有问题熟食撤下柜台。无怪乎一位家乐福的老主顾李女士在听到家乐福被市质监局查出有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后感慨道：“这样正规的大超市都不能保证食品质量，我们还能到哪买菜呢？”
  紧接着，2003年9月，杭州和上海的工商部门相继接到举报，假“茅台”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两地家乐福超市货架上。此次事件，执法部门共查扣假茅台近500瓶。
  2004年1月24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在检查中发现家乐福马连道销售没有QS标志（即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的大米和糯米。执法人员随即要求超市将这些没有QS标志的大米和糯米全部下架，不得销售。
  2004年4月12日，有消费者反映在家乐福购买的果丹皮中吃出了玻璃碴。在被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后，市工商局要求把曝光的品牌商品一律下架。
  2004年7月2日，北京市质监局公布了有关零售企业果蔬农药残留及有害金属监督抽查结果，在“毒菜毒果”的销售者中，家乐福“榜上有名”，其中关村店查出售的芥兰检测有农药氧化乐果残留，被责令整改。
  发生在家乐福的这一系列事件，让一向被国内零售业视作标本，并让广大消费者比较放心的家乐福货品供应链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这样的事件，中国的职能部门仅是货物下架，最多再罚款了事，因为执法者知道其他很多的商家的质量还远不如他们。可这事要放到家乐福的本土上，不说是让其倾家荡产，起码也会让其足足地喝上一壶的！抑或这也是“桔在江南为桔，到了江北就变成枳了”的新版本？
  再让我们回到上述的对话。我又问：“当地的地方官员知道这么严重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各侍其主，各自的需求不一样，其态度也就截然相反。比如说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那么他要的是产值与产量，放了‘瘦肉精’对他来说当然是好事，再说“瘦肉精”出了问题对他又没多大影响，顶雷是要分管卫生的副省长去的。因而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经常在公开场合大讲，不要听某某大学那帮人危言耸听，都吃了（含瘦肉精的猪肉）这么多年也没见把谁吃死！而分管卫生的副省长在我们这样的农业大省权力相对就要小一些，可他们两人为了“瘦肉精”的问题，有一次在我们这儿开会时竟当众吵了起来。”
  这正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龙多不下雨”的典型范本。难怪网上会大量出现“八个部门难管一头猪，”“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问责文字。如果象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总陷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状态的话，作为纳税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说道说道？徜若这种“八大部委管不了一头猪”的现状还能继续下去的话，那个猪是怎么死的段子也就真的有理由成立了。
  当我问及除上述原因外，对“瘦肉精”的控制不力，还有哪些原因时，我的这位朋友情绪都显得有些低落：
  “检测手段也绊住了我们的腿。目前，我们使用的检测仪器和试剂盒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仅每盒检测试剂成本都在2000元以上，一台仪器也在100—150万元，一个尿样的检测费用约100元左右，费用十分昂贵，而且还要等4—5个小时，如果检测猪肉猪肝的话，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这也是“瘦肉精”难以控制的一个难题。一边是检测手段繁琐、费用相对高，一边却是“瘦肉精”是一种普通药厂都能生产且轻易就能买到的东西，加之价格低廉，配制方便，政府部门在饲料源头查的紧了，部分养殖场就会在利益的驱驶下自行配制并添加“瘦肉精”的。针对这一条，研发出更廉价、灵敏、简便、快捷的检测方法是个关键。”
  “目前，在这方面有什么苗头吗？”我问。
  “国内也有几家都在搞，据说江西的一家中德生物工程公司搞的还有些眉目了。”我即告诉他自己准备采访那家公司，这自然又多了份亲近。但当我背包上路时，临行前及我写作过程中，当然也没有忘记这位朋友再三的叮咛：千万不要写他们的单位名称和所在省份的名称，最好是哪说哪了。我也明白朋友的苦言，但心境不免有点灰暗。
  对中国食品安全在国际上面临的尴尬状态了解的越多，我的心情就愈灰暗，特别是为我们那些以养猪为主要收入父老而担忧。须知，生猪产品是我国第二大出口畜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20％以上，因为受药物污染的影响，我国对欧洲、日本、美国等国家出口的猪肉，被拒收、扣留、退货、销毁和中止合同的事件时有发生。欧洲是我国畜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受欧盟禁止进口中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影响，2002年1—9月我国畜产品对欧洲出口3。3亿美元，同比下降15。6％。生猪出口养殖企业和养猪专业户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已有一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