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说，它太想跟这些年轻的经营者们套近乎，所以其公司合伙人罗尔洛夫。博塔（RoelofBotha）愿意听听小伙子们的推销。一次面谈会被定在早上8点。
  Facebook的年轻经营者们构思了一个计划。但在面谈会约定的那天，他们睡过了头。博塔在8点过5分打来电话：“你们在哪儿呢？”扎克伯格和其在Wirehog的合伙人安德鲁。麦克科伦急忙冲到红杉资本的时髦办公室里，办公室位于门洛派克市的沙丘路，当时他们身上还穿着T恤和睡裤。尽管他们说迟到是因为睡过了头，但其实这是他们的策略。扎克伯格说：“本来是准备搞得更糟的，我们甚至计划根本不去他们的办公室。”在红杉资本拘谨但考虑周全的企业合伙人面前，扎克伯格向大家做了陈述报告。
  他展示了10张幻灯片，他甚至没有向大家大力推销Wirehog。那是一张大卫。莱特曼（D*idLetterman，脱口秀主持人）风格的列表：“不要投资Wirehog的十大理由。”开始听起来还以为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不要投资Wirehog的第10个原因：我们没有创造利润。”第九个原因：“我们可能会被音乐产业提出诉讼。”最后几个原因完全是无理取闹。第三个原因：“我们出现在你们的公司时，不仅迟到了，而且还穿着睡裤。”第二个原因：“因为肖恩。帕克是我们公司的一员。”而红杉资本不应该投资Wirehog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到这里来只是因为博塔请我们来的。”
  据扎克伯格回忆，在整个陈述过程中，红杉的合伙人似乎很有礼貌地在倾听着。他说，他现在十分后悔“制造”了那次迟到。“我想，我当时的确冒犯了他们，现在，我真的觉得那件事做得很糟糕，”他说，“因为他们是严肃的人，想做一笔好的投资，我们却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这不是一个我感到非常自豪的故事。”
  于是，Facebook最终成为唯一的重中之重。不只是世界，扎克伯克自己也倾斜了。公司总裁帕克开始寻找高级人才来填补公司职位。有一个高级职位，他瞄准的第一批人才之一是马特。科勒——雷德。霍夫曼的左右手。他出席过泰尔注资Facebook的通告会。科勒一表人才，中等身高，在曼哈顿长大，具有学生气质。科勒的父亲是一位心理分析家，母亲则是一位心理学社工。他总是一副笑脸迎人，有着一头杂乱的棕发，前额上有点小刘海儿。帕克看中了他身上的综合素质。他天生聪明，拥有解决互联网突发事件的良好经验，社交手腕极佳。科勒以高分毕业于耶鲁大学音乐系，所以他与Facebook的这群哈佛出身的创建者们相处肯定没问题。他甚至拥有国际经验，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并在那里为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他在LinkedIn公司做得不错，当时该公司被视为硅谷初创公司中最炙手可热和最有前途的公司之一。
  科勒与很多朋友谈及此事，试图分析清楚他是否有必要认真考虑帕克提出的邀请。他当时大概有28岁——不再是20来岁的大学生了，甚至曾在咨询巨头麦肯锡工作过。他并不是一个行事冲动的人。科勒给他在普林斯顿读大学的弟弟打电话，询问他是否知道有Facebook这东西。“结果回答是，‘靠！’好似我问的是，‘你们在普林斯顿有电吗？’”科勒回忆说。但他觉得很难相信Facebook所宣称的数据。
  他问扎克伯格，能否允许他亲自花一些时间深入了解服务器的数据库。结果，科勒被了解到的情况吓了一大跳。随后，他和帕克、扎克伯格很快达成了一个协议。当时公司每人每年可分得65000美元，还有数量不菲的股票，这对科勒来说是最重要的。科勒深信Facebook会做大做强。他对Wirehog毫无兴趣，他的任务是做必要的工作，使Facebook成为一家真正的公司——他后来是这么说的，他的工作是成为扎克伯格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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