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子。言死，妻逆之归，貌甚类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无后。
  赞曰：璁、萼、献夫议尊兴献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说易入。原其初议未尝不准情礼之中，乃至遭时得君，动引议礼自固，务快恩仇。于是知其建议之心，非有惓惓忠爱之实，欲引其君于当道也。言所奏定典礼，亦多可采。而志骄气溢，卒为嵩所挤。究观诸人立身本末与所言是非，固两不相掩云。
  张廷玉》明史》列传第八十五
  列传第八十五
  席书（弟春　　篆）　　霍韬（子与瑕）　　熊浃　　黄宗明　　黄绾（陆澄）
  席书，字文同，遂宁人。弘治三年进士。授郯城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移户部，进员外郎。十六年，云南昼晦地震，命侍郎樊莹巡视，奏黜监司以下三百余人。书上疏言：“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如人元气内损，然后疮疡发四肢。朝廷，元气也。云南，四肢也。岂可舍致毒之源，专治四肢之末？今内府供应数倍往年，冗食官数千，投充校尉数万，斋醮寺观无停日，织造频烦，赏赉逾度；皇亲夺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狱据招词不敢辩，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贤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谪者未复；文武官传升，名器大滥。灾异之警，偶泄云南，欲以远方外吏当之，此何理也？汉遣八使巡行天下，张纲独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今樊莹职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独考黜云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厘革。他大害当祛，大政当举者，悉令所司条奏而兴革之。”时不能用。
  武宗时，历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时王守仁谪龙场驿丞，书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学。屡迁福建左布政使。宁王宸濠反，急募兵二万讨之。至则贼已平，乃返。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中官李镇、张旸假进贡及御盐名敛财十余万，书疏发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饥，奉命振江北。令州县十里一厂，煮糜哺之，全活无算。
  初，书在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揣帝向张璁、霍韬，献议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为人后，今上以兴献王长子入承大统。英宗入嗣在衮衣临御之时，今上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议者以陛下继统武宗，仍为兴献帝之子，别立庙祀，张璁、霍韬之议未为非也。然尊无二帝。陛下于武宗亲则兄弟，分则君臣。既奉孝宗为宗庙主，可复有他称乎？宜称曰‘皇考兴献王’，此万世不刊之典。礼臣三四执奏，未为失也。然礼本人情，陛下尊为天子，慈圣设无尊称，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闱，此情之不能已也。为今日议，宜定号曰‘皇考兴献帝’。别立庙大内，岁时祀太庙毕，仍祭以天子之礼，似或一道也。盖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尊尊亲亲，并行不悖。至慈圣宜称皇母某后，不可以兴献加之。献，谥也，岂宜加于今日？”议既具，会中朝竞诋张璁为邪说，书惧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议。三年正月，萼具疏并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对。无何，诏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遂寝召命。会礼部尚书汪俊以争建庙去位，特旨用书代之。故事，礼部长贰率用翰林官。是时廷臣排异议益力，书进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诋书，至訾其振荒无状，多侵渔。书亦屡辞新命，并录上《大礼考议》，且乞遣官勘振荒状。帝为遣司礼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锦衣指挥往勘，而趣书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则廷臣已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书驰疏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两议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择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较。乞宥其愆失，俾获自新。”不允。
  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劳有加。逾月乃会廷臣大议，上奏曰：
  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终不称濮王为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自古天子无大宗、小宗，亦无所生、所后。《礼经》所载，乃大夫士之礼，不可语于帝王。伯父子侄皆天经地义，不可改易。今以伯为父，以父为叔，伦理易常，是为大变。
  夫得三代传统之义，远出汉、唐继嗣之私者，莫若《祖训》。《祖训》曰“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则嗣位者实继统，非继嗣也。伯自宜称皇伯考，父自宜称皇考，兄自宜称皇兄。今陛下于献帝、章圣已去本生之称，复下臣等大议。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首，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奉神主而别立祢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
  议上，诏布告天下，尊称遂定。
  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献谀希恩者纷然遝至。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既以罪褫，希旨请迁献帝显陵梓宫北葬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斥其谬，帝复下廷议。书乃会廷臣上言：“显陵，先帝体魄所藏，不可轻动。昔高皇帝不迁祖陵，文皇帝不迁孝陵。全等谄谀小人，妄论山陵，宜下法司按问。”帝报曰：“先帝陵寝在远，朕朝夕思望，不胜哀痛，其再详议以闻。”书复集众议，极言不可，乃已。
  书以“大礼”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条新政十二事以献，帝优旨报焉。大同军变，杀巡抚张文锦，毁总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帅硃振于狱，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谕礼部铸新印。书持不可，请讨之，与政府忤。时执政者费宏、石珤、贾咏，书心弗善也，乃力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且曰：“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帝曰：“书为大臣，当抒猷略，共济时艰，何以中材自诿。”守仁迄不获柄用。
  四年，光禄寺丞何渊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帝命礼官集议，书等上议；“《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与后稷庙皆百世不迁。我太祖立四亲庙，德祖居北，后改同堂异室。议祧则以太祖拟文世室，太宗拟武世室。今献皇帝以籓王追崇帝号，何渊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于太庙，甚无据。”不报。顷之，张璁特奏上，力言不可，书亦三疏如璁议。帝遣中官即其家谕之，书复密疏切谏。帝不悦，责以畏众饰奸。乃议别立祢庙，而世室之议竟寝。五年秋，章圣太后将谒世庙，礼官议不合。书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谒庙，事出创闻，礼官实无所据，惟圣明裁酌。且世庙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请尽还议礼遣戍诸臣。所谓合万国之欢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报闻。
  书以议礼受帝知，倚为亲臣。初进《大礼集议》，加太子太保，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眷顾隆异，虽诸辅臣莫敢望。而书得疾不能视事，屡疏乞休，举罗钦顺自代，帝辄慰留不允。其后疾笃，请益力，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赐第京师，支俸如故。甫闻命而卒。赠太傅，谥文襄，任一子尚宝丞，异数也。
  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初，长沙人李鉴为盗，知府宋卿论之死。书方巡抚湖广，发卿赃私，因劾卿故入鉴罪。帝遣大臣按，不如书言。而书时已得幸，乃命逮鉴入京再讯。书遂言：“臣以议礼犯众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鉴罪，请敕法司辨雪。”及法司谳上无异词，帝重违书意，特减鉴死遣戍。其他庇陈洸，排费宏，率恣行私意，为时论所斥。
  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云南。以兄为都御史，改翰林检讨。预修《武宗实录》成，当进秩。内阁费宏以春由他官入，与检讨刘夔并拟按察佥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龙改授者也。书大怒，疏言：“故事，无纂修书成出为外任者。”帝以书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编修。书由是怨宏，数诋諆。及书卒，帝念其议礼功，累进春翰林学士。嘉靖十二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诏举堪翰林者，春欲召还故翰林杨惟聪、陈沂，尚书汪鋐不可，遂有隙。后鋐有所推举，不与春议，春怒诟鋐。鋐讦春前附杨廷和排议礼诸臣，遂落职。卒于家。
  篆为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昆劾按察使沈恩等，篆与同官李长私语昆奏多诬，长即劾昆。武宗责长诬重臣，下诏狱。词连篆，并系治谪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复故官，未上卒。予祭，赠光禄少卿。
  霍韬，字渭先，南海人。举正德九年会试第一。谒归成婚，读书西樵山，经史淹洽。世宗践阼，除职方主事。杨廷和方柄政，韬上言：“阁臣职参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起干政之渐。自今章奏，请召大臣面决施行，讲官、台谏，班列左右，众议而公驳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权之谤。”因言锦衣不当典刑狱，东厂不当预朝议，抚按兵备官不当以军功授秩廕，兴府护卫军不当尽取入京概授官职，御史谢源、伍希儒赴难有功不当罢黜，平逆籓功自安庆、南昌外，不当滥叙。帝嘉纳之。
  及“大礼”议起，礼部尚书毛澄力持考孝宗，韬私为《大礼议》驳之。澄贻书相质难，韬三上书极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
  按廷议谓陛下宜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别择崇仁王子为献王后，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
  考《仪礼·丧服》章云“斩衰为所后者”。又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于所后者，盖无称为父母之说，而于本生父母又无改称伯叔父母之云也。汉儒不明其义，谬为邪说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果如其言，则汉宣帝当为昭帝后矣。然昭帝从祖也，宣帝从孙也，孙将谓祖为父，可乎？唐宣宗当为武宗后矣，然武宗侄也，宣宗叔也，叔反谓侄为父，可乎？吴诸樊兄弟四人以国相授受，盖迭相为后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礼则不合也。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于宗室中特简圣明，授以大业，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之德。”盖谓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为父母也。臣以圣贤之道观之，孟子言舜为天子，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则窃负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轻也。若宋儒之说，则天下重而父母轻矣。故曰求之圣贤之道则不通也。
  武宗嗣孝宗历十有六年，考宗非无嗣也。今强欲陛下重为孝宗之嗣，何为也哉？夫陛下为孝宗子矣，谁为武宗子乎？孝宗有两嗣子矣，武宗独无嗣子，可乎？臣子于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无嗣，独忍武宗之无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则孝宗以伯，独不得享侄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继孝宗矣，独不可并越孝宗直继宪宗乎？武宗无嗣，无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复强继其嗣，而绝兴献之嗣，是于孝宗无所益，而于兴献不大有损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也。
  然臣下之为此议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兴献王以帝号矣，则将如斯而已乎？臣窃谓帝王之相继也，继其统而已矣，固不屑屑于父子之称也。惟继其统，则不惟孝宗之统不绝，即武宗之统亦不绝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于兴献王得正父子之称，以不绝天性之恩。于国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礼。复于昭圣太后、武宗皇后处之有其道，事之尽其诚，则于尊尊亲亲两不悖矣。
  帝得疏喜甚，迫群议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韬为邪说。韬意不自得，寻谢病归。
  嘉靖三年，帝议尊崇所生益急，两诏召韬。韬辞疾不赴，驰疏言：
  今日大礼之议，两端而已。曰崇正统之大义也，曰正天伦之大经也。徒尊正统，其弊至于利天下而弃父母；徒重天伦，其弊至于小加大而卑逾尊。故臣谓陛下宜称孝宗曰皇伯考，献帝曰皇考。此天伦之当辨者也。尊崇之议，则姑在所缓，此大统之当崇者也。乃廷议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献帝，此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