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八月二十七日一至九月二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九月三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九月七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箭在弦，弹上肢，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九月八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两“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九月八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
  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到绍兴！”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那是九月十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八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大将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一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九月十三日，举世瞩目的“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那荒凉的温都尔汗……
  毛泽东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部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