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张春桥催促道。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
  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
  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
  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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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第九章　血洗“联司”
  罕见的“半周年”纪念如果要出版一本《世界奇闻录》的话，那么，王洪文召开“工总司”半周年纪念大会是一定要列入书中的。
  大抵是过分的迫不及待，王洪文早就想庆贺一下“工总司”的“伟大胜利”，他已经等不及“工总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竟然提前了半年，在五月九日召开了“半周年”纪念大会！
  世界上五花八门的纪念都有，唯“半周年”纪念从未有过。
  王洪文如此急不可耐地“欢庆‘工总司’成立半周年”，就连徐景贤也笑话他。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曾以讽刺的口吻挖苦“工总司”的“半周年”纪念大会，惹得王洪文吹胡子、瞪眼睛，扬言要率领小兄弟们砸掉《文汇报》社。张春桥闻讯，赶紧劝阻王洪文，这才止住了上海滩上的一场风波。
  “工总司”是王洪文的命根子。他的平步青云，全然仗着“工总司”。他得以跻身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因为他是“工总司”的“司令”。
  毛泽东曾接连发布“最高指示”，强调了“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毛泽东如此强调“三结合”，于是每个“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都要以“三结合”
  的际准去衡量。“三结合”的含义，除了“革命干部”、“军队”、“革命群众”三者代表相结合之外，还包含老、中、青“三结合”之意。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张春桥是理所当然的“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姚文元、徐景贤算是“中”，而王洪文则既是“青”，又是“革命群众”代表。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均为“副主任”。
  “副主任，也就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洪文很得意地向他的小兄弟们解释道。
  “胜者为王！老王，你的老子给了你一个好姓，应了这句古语‘胜者为王’！”他的小兄弟们欣喜地为他捧场。
  “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王洪文用座山雕一般的口气，对小兄弟们说道。
  如今，“司令”手中有权，他把小兄弟（当然也包括小姐妹）一个个提拔；王秀珍成为“工总司”常委，后来跃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除阿大，“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叶昌明，“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科技组负责人；黄金海，“工总司”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就连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也成了“工总司”常委，居然分管起专案工作！后来，甚至成为上海后方基地的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王洪文回到了“老家”——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里锣鼓喧天，在庆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当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
  虽说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已不屑于这么个“厂革会主任‘，但毕竟那里是他的后院，是他造反起家的地方，”厂革会主任“非他莫属。
  他是一个“纪念狂”。除了举行过成为笑柄的“工总司”半周年纪念会之外，他还主持过如下“纪念”：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带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前往复兴岛，隆重纪念“永忠队”成立一周年。他慷慨激昂地回叙一年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些日子和“永忠队”的“战斗历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复兴岛上又是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洪文又在那里主持“纪念大会”。这一回，是“纪念造反二周年”——因为两年前的这一天，是王洪文仿效聂元梓凑成七人签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这是王洪文造反生涯的起点，怎么可以不“纪念”？在会上，王洪文感慨万千忆当年，吹嘘着自己怎样在“骂声”中成长……
  冒出了新对手——“支联总站”
  王洪文的日子并不太平。
  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
  在王洪文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力图“保权”，又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冲击着“工总司”，以至又形成了一个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全市性工人组织——“支联总部”，剧烈地摇撼着王洪文的宝座。
  反抗的火星，是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北面、黄浦江畔一座万人大厂里迸射出来，在上海滩燃起一股反对“工总司”的烈火。
  这家工厂坐落在僻远的军工路2636号，产品享誉全国，闻名海外——上海柴油机厂。
  柴油机亦即“压燃式内燃机”，用柴油、重油、燃料油等作为燃料。柴油机是船舶、内燃机车、载重汽车、拖拉机、小型发电和农田排灌机械的原动力，是上海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厂。
  最初，只是这家工厂里的两大派，在厂里闹矛盾，打派仗。
  这两大派都是造反派。
  其中的一派，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这个“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反对派们则讥称它为“阿东”。
  “东方红”的反对派，是以杨仲池为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串连站”。一九六七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东方红”则讥称它为“阿串”。
  “东方红”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入了“工总司”。于是，缝制了崭新的大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
  这时的“串连站”也在要求加人了“工总司”，比“东方红”晚了一步。他们见“东方红”加入“工总司”，便改变主意，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不过，这么一来，“串连站”觉得仿佛比“东方红”矮了一截似的。
  “东方红”和“联司”在厂里严重对立着，你骂我是“老保”，我指责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