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
  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
  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
  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
  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
  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据《工人造反报》载：“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工人造反报》又载：“‘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
  抄了张春桥的家！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
  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
  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那传单说：“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
  占了理！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