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
  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地点：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1。要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3。炮轰上海市委。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赤卫队！”
  “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