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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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崔家的新女婿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
  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
  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场。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
  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
  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
  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
  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