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怕砸了锅，无法向党向人民交待。
  他想到“希希”，今后一家的重担会落到她一个人肩上。孩子们太小了，
  她的身体并不好，她对专业的兴趣和钻研精神也和自己一样的谜狂。怎么办？
  他能感到希希也睡不着，因为折磨他的既是痛苦又是兴奋，折磨许鹿希的，
  只是痛苦和担心。
  邓稼先终于以高涨的热情和十倍信心到二机部报到。他愉快地迎接这个
  有极大吸引力的新工作，立志报效国家，就是他的一切。
  五、攻　关
  邓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机部九局报到的，一共有三个人。九局后来改称九
  院，即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院，它开始时设在北京郊外，不久迁到青海，以后，
  又迁往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1958年8月，九院还没有房于，只是把北京北
  郊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做为院址，叫三号院，当时是一片高梁地。邓稼先和
  不久后从全国各地名牌大学调来的几十个优秀毕业生，都投入了施工的行
  列，砍高梁、挑土、平地、修路、砌墙、抹灰，愉快地做着建筑工地上的杂
  工工作。
  苏联政府曾答应在1958年11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所以，他
  们用三个月的时间盖成了原子弹模型厅，窗子很小，很高，从外面看不见厅
  里的任何东西。又在紧靠马路的地方竖起一个约10层楼高的大烟筒，遮住模
  型厅，马路上的行人看不见它。
  苏联专家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邓稼先和小伙子立即去整平地面，使
  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来。专家又说，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铁栏
  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了。但是，1958年11月已经过去了，还是不见原子
  弹教学模型的踪影。
  苏联专家叫列金涅夫，他说要运来一车皮资料，但结果只是开了一份大
  学里教课用的很长的书目单子，如果真去读完这么多教科书再去研制原子
  弹，那是念到头发白了也造不出来。列金涅夫的继任者什么也不说，大家给
  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吧和尚，只敲木鱼不念经。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一切合同。二机部
  的刘杰副部长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至此，中国独自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开始了。
  1959年6月，简化为596，成了我国独立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工作的代
  号。它意味着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从此，全部重担压到主管这项工作的领
  导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身上。
  苏联专家在撤走时留下了“中国20年也搞不成原子弹”，“这是对你们
  毁灭性的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就要卖废铜烂铁了”的话语。他们也不
  留神掉下了一些机密材料的碎片，二机部的领导要求邓稼先整理上面那些像
  眉毛形状的一条弧线和数字。邓稼先从中一点点地拼凑分析，合成了一些材
  料，把分析结果写成了一个报告交给领导。但后来知道，这点东西离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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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弹设计尚有十万八千里。
  邓稼先调到二机部九院以来，他就提任理论设计部（前称理论部）的主
  任，这个职务是龙头　（二机部）的龙头（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龙头（理论
  部），可以想见其担子之重。
  邓稼先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朋友交往时的话题划到了最小程度。
  他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纪律的需要，他任凭这种工作纪律的严格要求来管
  住自己的个性，听任自己的性格朝着孤独沉闷的方向变化。他甚至蒙受许多
  亲友的误解，不加辩解而心安理得。
  邓稼先晚上回到家里也是沉默寡言。许鹿希觉得他的眼神表示，他似乎
  不在这个地球上。夜晚，他躺在床上，妻子知道他并没有睡着。是呀，他的
  担子太重了，他的脑子不断地在原子弹理论设计——这黑茫茫的环境中探
  索。妻子帮不了他的忙，只有以自己多照看孩子和管理家务使他少费些神，
  对他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则缄口不言。
  一天晚上，邓稼先吃完晚饭后，搬起一把椅子靠近阳台坐着，听起了贝
  多芬第五交响曲—这首以人类和命运抗争为主题的富有人生哲理内涵的曲
  子。他闭着眼，静静地随着乐曲的旋律在体验着，命运的恶魔压住了人生的
  光明，人类和命运搏斗，终于扼住了命运的喉咙——他就这样坐在那里直到
  星沉月落。
  邓稼先终于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个三
  方面作为主攻方向，并且按照这三个方向把理论部的同志分别编到三个组中
  去。它甩开了苏联专家指点的念几十本参考书的错误方向，是我国原子弹理
  论设计中的一个里程碑。找准了正确方向，是他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最重要
  的贡献。
  这一时期先后从北大、清华、复旦等一些大学又调来几十个毕业生，邓
  稼先对他们说：“怎么造原子弹，谁都不会，咱们一起来边干边学吧！”他
  们读柯朗写的《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戴维森写的《中子输运理论》、泽尔
  陀维奇写的《爆震原理》以及格拉斯顿写的《原子核反应推理论纲要》四本
  书，书少就手刻蜡纸自己油印。大家读、大家讲，每一章节都有一个人做重
  点发言，等于是一个小教员。他们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物理思想，
  节节取得了胜利。
  中子输运组的同志利用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应堆的普通外文资料，进行反
  推，寻找那些出事故的资料。出事故就是中子的数量超临界，大量涌出。连
  锁反应失去控制，产生爆炸。这种爆炸和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不可比拟。但是，
  邓稼先他们想到了不可比拟的只是威力，而不是原理，在不可比拟中包含着
  可比拟的东西。从可比拟的材料里推导出中子输运的规律。
  邓稼先全面掌握三个组，又亲自领导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组。核爆炸
  就是高温高压状态，与常温常压下有极大不同，但是，要想知道它们的不同
  点在哪里，实在是太困难了。
  邓稼先在学海茫茫的大千世界中，终于找到了天体物理中的托马斯——
  费米理论。这个理论过去是用到中子星球上的，拿原子弹和中子星相比，温
  度大致差不多，都有极高的温度，但密度却没有中子星那么高。所以必须修
  正托马斯——费米理论来推导出原子弹所需的高温高压下的状态方程，他们
  创造性地利用外推法，求出了极高温高压下的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
  与低压状态方程连接，得出了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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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要求。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这三个组进行突击，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
  除此之外，他自己还要搞一些粗估。粗估并不拘泥于具体的精确的数字，而
  是把各种条件综合起来，从理论上估计出一个数量的幅度。
  此后，他们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齐头并进的繁忙期，推公式、搞粗估、求
  近似值，然后再深入一步；还有精确的计算。推公式需要理论水平，深刻的
  洞察力和做学问的灵气。精确计算是枯燥而要求又极为严格的，他们的计算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堆满了一屋
  子。他们当时的计算工具是大小和西瓜差不多的手摇计算机，算乘法正着摇，
  算除法倒着摇，还常常靠拉计算尺。每秒一万次的104机，要在分配给他们
  的时间里到计算所去用。但是，他们还是用这些简陋的机子完成了需要的运
  算。
  邓稼先回家后，心不在焉地吃了饭便上床躺着，常常是仰望着天花板，
  继续工作。有时闭上眼，但没有睡着。他凭着脑子里背下的内容去推公式。
  一个白天始终推不出来的难点，就这样推出来了。
  1960年春天，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苏联专家以
  前曾经随口告诉他们了一个数值，现在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这样的关键数
  值必须准确无误。对于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值的计算，结果总是对不上，他
  们加进各种参数一次又一次的地算下去。他们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
  个网点要有五六个方程式。一包包的纸带子从地面堆到房顶。
  邓稼先他们从春天到秋天，先后经过了九遍计算，最后经过验证，肯定
  了邓稼先他们所得出的数据。
  邓稼先有一次讲完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自己便站在黑板前睡着
  了，他打的一分钟的盹，质量赛过了平时的一小时，无论怎样辛苦，心情都
  是愉快的。
  还有一次，邓稼先的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们开门的事忘记了。
  深夜回家，看见自己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互相搂着和衣坐在房门外的楼
  梯上睡着了。他心中迅速涌上了一股深深的自责感。他把两个孩子抱进家门
  让他们舒服地睡在床上，自己却不知做什么好。
  1961年3月底4月初，党中央又把第一流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和
  力学家郭永怀都调来搞原子弹，在精神上给他们巨大鼓舞，在科研闯关中起
  了重要指导作用。
  邓稼先领导的理论部三个小组，在原子弹研制的攻关上节节进展，其它
  方面也有了新成绩，尤其是铀235的提炼工作进展顺利。我国独立自主、自
  行设计、自己制造原子弹的宏伟设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于是，中共中央于
  1961年7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要
  求二机部“加倍努力、加强协作，战胜困难，完成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任务。”
  1962年　9月，由于理论部拿出了可行的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23
  二机部向中央立了军令状，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1964年，最迟在
  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六、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二机部争取在两年后制成原于弹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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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随即，在中共中央
  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干部
  组成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强调：“二机部的
  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后来，大家把这个要求叫做“三高”。周恩来还反复强调核武器试验要”严
  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以及“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经常找科学家和领
  导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每次核试验前夕，他总要仔细询问各
  项工作情况，一再叮咛要保证质量，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事故。总理的热情
  关怀，对参试的科技人员给予了极大的鼓舞。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国旧址，一座120米高
  的铁塔，顶端上托着代号596的球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时，在首
  都北京，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一起，手执电话筒聚精会神地听着罗布泊
  试验基地来的报告和开始到数十、九、八、七数字的声音。
  地球另一面的情报机构，此时也通过他们日夜在我国西部上空飞过的一
  颗侦察卫星探测到中国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因为他们的卫星上装有高分辨
  率摄影机，罗布泊试验场上布置的测试原子弹效应的楼房、坦克、大炮、汽
  车、猴子、猪、羊等，美国地下作战室里的观察者都能一目了然。
  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老一辈科学家前几天一块被基地
  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从北京接来。他在倒数阿拉伯数字的震憾下突然间
  紧张到了极点，只能毫无表情地听着报数。猛然间，与一声巨大的轰鸣同时，
  铁塔顶端的烟云腾空而起。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距离，差不多同
  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