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这是北京景山后街上一条普通的胡同。胡同里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胡同里偶尔有些行人走过。　深秋的暖阳透过胡同尽头的那些老榆树，把一缕缕阳光洒在宁静的地面上。　邓小平的家是　1977　年搬来的，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条胡同是邓小平生前出出进进必须经过的。　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头向右一拐，　两扇铁门里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灰砖灰瓦，从外表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还住着警卫、司机和其他办公人员。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面的院子里。过了门廊，走过一道门，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　50　米宽，　40　米长，面积大约　2000　平方米。　院子里种满了树，种满了草，还种了一些花。　　　　　　　　　1977　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他还要干　20　年。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　20　年的生命，给十几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20　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他是一位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生活又和普通人一样朴实。　站在这幢二层建筑西头的平台上俯瞰，院子里郁郁葱葱。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站在院子里，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紧贴着院墙外面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第一章花雨寄托长相思
  花雨寄托长相思　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从容、平静、安详地走了。　2　月　19　号，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　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　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　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邓小平逝世以后，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门参加回归庆典活动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她比邓小平小　12　岁，也属龙。　1973　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十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　邓林（邓小平大女儿），　1959　年师从汪慎生先生，学习中国水墨画。　1962　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主攻花鸟画专业，　1967　年毕业。　1986　年到中国画研究院工作，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常任理事。　　邓林：爸爸一生所受的委屈，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人能够理解；他所经受的挫折、打击，非常人能够想像，但爸爸自己从来不提。
  第一章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绕过院子中间的老松树往前走，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间是邓小平的办公室。办公室房间很大，约有　30　平方米。　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排老式的书架。办公室里的沙发也是老式的。最西边的这张沙发是邓小平常坐的。　　　　　写字台上摆放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邓林：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我认为他喜欢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他喜欢花，喜欢香味。我们每年都要弄点桂花。弄桂花的时候，院子里就特别香。他还喜欢白兰花。　　　　　书架上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　墙上挂着邓小平　86　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　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那个日子。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　1939　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对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刻印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　­；­；­；　，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　1939　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　23　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对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一二九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　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对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女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我给他当秘书”
  “我给他当秘书”　1952　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