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气，甚至骂我一顿，也是可以的喽。”
  田守诚什么情况都能应付，让人人都能皆大欢喜。“文化大革命”时，部直属厂全下放给了省、市，“批林批孔”时，市里又想拿陈咏明开刀，在一次会议上，田守诚因为没有看见走在陈咏明身后的某市委书记，深表同情地对陈咏明说：“听说又准备搞一搞你？　”
  话音没落，一回眼，看见了紧跟在陈咏明身后的那位市委书记。田守诚面不改色，立刻握住那位市委书记的手说：“听说你们又保了陈咏明一下？　”
  这脑袋有多灵！　反应有多快！　换了谁，一时也会显得尴尬、语塞。
  话说完了。能指望田守诚有什么改悔，或对某些人来个批评？　那不等于批田守诚自己？　他能承认这是不正之风，陈咏明的愤慨似乎也就云消雾散了，他的要求不高。
  但郁丽文用这样婉转的方式，娇嗔地表示了她的忧虑，倒让陈咏明爱怜起来。他猛然弯下腰去，捧住她的脸，在她脸上落满急促的吻。但她站得太低，他双手伸向她的腋下，把她抱到自己站立的台阶上来。郁丽文一面笑着，一面想要从他有力的双臂里挣脱出来。“别闹了，当心人家看见。”
  “怕什么，吻自己的老婆又不犯法。”
  郁丽文用手理着自己被丈夫揉乱的头发，问道：“你去吗？　”
  “傻瓜，我才不去当那个部长呢！　干些具体工作比在官场实在得多。‘’他无限憧憬地说：”我要把这个厂子办好，成立一个中国联合汽车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过美国、日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简直不像个干企业的厂长，而像一个热情洋溢的、充满幻想的诗人。
  一头蓬乱的花白头发，在陈咏明的头上乱颤，黑黑的脸膛变得更加红润起来。再没有比他更可爱的男人了，郁丽文幸福地叹息。
  病房里的人多半看不出刘玉英是吴国栋的老婆，要不是她已来探视过多次，谁也不能相信。真不像。
  她来了，从一个灰里吧叽的人造革提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用花生米、豆腐干、辣椒、瘦肉丁、豆瓣酱炒的什锦菜。那提包的式样至少是十五年前的。
  “见好吗？　”
  “好点儿。”吴国栋盘腿坐在床上，脸上木木的，像个打坐的和尚。“小强、小壮都挺好吧？　”
  “还行。”
  两个人的遣词用字都极为简略，语气也极为淡漠，好像怕浪费了自己的元气，又好像因为他们竟然是两口子而感到害臊。
  然后两个人就没词儿了。刘玉英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一副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的模样。两个脚尖，像那些守纪律的小学生，摆得挺齐，还稍稍往里撇着。
  卖肉的师傅想：这娘'iP~JD真不够味儿，来看病人也不在男人耳朵旁边悄悄地说两句私房话，脸上没有一点喜兴样儿，气色也不好，准是肉吃得太少。
  因此，当陈咏明和郁丽文两个人走进病房的时候，简直像飞进来r　一对天鹅，让他们觉得眼前猛然一亮。
  刘玉英立刻站起来，搬动椅子：“陈厂长，您坐。”
  陈咏明大手一摆：“你坐。”然后把病房环视一周，从修理雨伞的那个小伙子的床头和大学老师的床头搬来两把椅子，一把给了郁丽文，一把自己坐下。对吴国栋说：“好久没来看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
  吴国栋那木然的脸上，竟也现出一个公事公办的笑容，如同人们在接待室里常看到的那种。他坚决而迅速地说：“没有，没什么困难。”生怕一犹豫，就会让谁钻了空子，从而拉他下水，去干违法乱纪的事。
  “那好，有你就说，不要客气。”
  这时刘玉英对郁丽文说：“多亏陈厂长想得周到，给我换了个离家近的工作单位，又给小壮换了个离家近的托儿所，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听了，赶快从枕头底下掏出了钢笔和笔记本。
  提起刘玉英调换工作单位的事，吴国栋咂嘴摇头说：“听说服务局趁势向厂里要了一辆卡车？　”
  “对，是卖给他们一辆。”
  “这，不大符合政策吧？　他们又没有分配指标，又不是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吴国栋不是假意，而是真的觉着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　今年缩减基建投资，计划调整之后，很多基本建设项目停建、缓建，产品的订货合同一下子减少很多，有的订了货还退货呢。汽车卖不出去，我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老向国家贷款行吗？　国家有困难，我们不自己找出路，难道都躺在国家身上吃闲饭？　现在是谁有钱买，我就卖给谁。”他向病房里所有的人打量了一眼，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个买主，他随时打算向他们推销自己的产品。“今年我还打算发展新品种，生产摩托车，这东西今后市场需要量很大。”
  刘玉英急了，吴国栋真是不近人情，得了便宜还卖乖。她也顾不上是不是打断了陈咏明的话头，插嘴说：“国栋，人家是给咱办事，你怎么还这么说。”
  陈咏明哈哈笑：“刘玉英同志，这点你就不如老吴。他这种精神让我佩服，并不因为自身利益就放弃他的原则。当然，这原则对不对，暂且不说。我也不能因为做了什么，就得他奉承我，何况这件事本来就是厂子里该做的工作，谈不上什么帮助不帮助。”
  吴国栋点头称是。他觉得陈咏明在这一点上，和他是相通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因此陈咏明的这番话，他听了心里很熨帖。
  刘玉英仍是非常过意不去。
  郁丽文轻声对她说：“别管他们吧，那是他们的事。”
  吴国栋不放心地紧问：“拿计划内产品的材料，生产计划外的产品，部里同意吗？　”
  “向郑部长汇报过。”
  “他怎么说？　”
  “他说：‘机械行业的企业，今年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吃不饱、发不出去工资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今年计划调整，基建投资减少，很多建设单位下马了，对机械部门的需要自然减少，生产任务自然要压缩。另一方面，大量进口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机械行业有我们的不足，可是这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的问题，很多机电设备明明我们自己可以做，却不愿意相信我们自己。难道我们都不行？　三万吨水压机就是世界第一的水平嘛。当然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还得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要保护竞争，要有一定的市场调节，并且要使职工的收入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济搞活，逐步改变吃大锅饭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既然这样，工厂任务不足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可能找任务。不但要找饭吃，还要设法打开出口的销路，竞争过外国产品。过去的情况是干的不一定有人要，要的不一定有人干，现在大家主动找活干，总比让工厂闲着由国家发工资强。而且这还能激发工厂搞好经营管理的热情和主动精神，促使工厂树立为用户服务的概念；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的概念；做好供应配件工作的概念；使工厂的领导人懂得企业管理不是只管大门内的事，还要讲究经营之道，学会做买卖。懂得除国家计划外，还有经济效益这一条。工厂拿了国家的基建费用，就有义务使机器天天转动，拿出好产品给国家积累资金。你们这个厂，大风大浪也见过，困难的日子也过过，经验也还有一点，办法也还有一点，就看你这个厂长，你们这个领导班子的本事了。也许坏事变好事，这种局面正是机械行业改组的一个好时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整个体制，但是突破一点是一点吧。总之，厂长们再照过去的老办法管生产是不行了。三中全会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我们得把这个精神同我们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我觉得郑部长把话说得挺透，至于具体怎么做，那就靠我们自己了。”
  吴国栋脑门儿上的抬头纹加深了，每一条皱纹都像一个平躺着的问号，表示着极大的疑惑。
  老办法不行了。老办法有什么不好？　生产计划不是年年完成吗？　就说长春第一汽车厂生产的“解放牌”卡车吧，用的还是五十年代那套生产工艺，也没见谁嫌不好哇，就那，年年还不能满足需要呢。瞎改什么，另改一套，还指不定行不行呢，不行的话，连这套也没啦。mpanel（1）；
  自己找饭吃？　还讲不讲计划经济啦？　吴国栋在党校的时候学习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这么一来，还上哪儿去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吴国栋没法说。部长说过了，厂长说过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只有竞争过外国人这一点，吴国栋听了还算顺耳。不说别的，外国人身上的毛都比中国人多。在党校的时候学过，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说明外国人比中国人离猴子更近，就凭这一点，中国人也比外国人先进，为什么竞争不过老外？　只要大伙心齐、玩儿命干，别今天你一个主意，明天他一个主意，有什么不行的。再拿出五八年大跃进的干劲，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就能赶上英国。当时有个歌怎么唱的？　啊，“……踢开困难，排山倒海，赶上英国老王牌……”多好的日子！　多让人留恋和向往的日子！　每天都像踏着进军号在前进，就像过去“十一”或“五一”天安门前阅兵式的那股劲头，一个个胸脯挺得那么高；脚步跺得咔嚓咔嚓响；胳膊甩得刷、刷、刷的齐……那么些人就像一个人那样听使唤。后来为什么凉下来了？　唉，还不是总有人干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瞧瞧现在，社会上乱成了什么样儿？　不知哪儿来的一股风，喊起“民主”来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谁感到不民主？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觉得不民主。啊，右，现在不算了，全都一风吹了。别说右不算了，连大寨也不行了，自由市场也出来了。老家里来人说，连算卦的也出来了，牛鬼蛇神又出笼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在世，怎么能有这种事嘛。
  他自己也闹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让他看不顺眼儿的感觉，像看不见的小虫子一样，钻进了他的心里，在里面闹腾、作祟。
  一天天地、从早到晚，他都觉得日子过得不踏实，好像天要塌了。
  他好忧心啊。
  陈咏明却饶有兴味地看着刘玉英给吴国栋带来的那瓶小菜，好像在研究菜里加了什么可口的东西，那兴味并不亚于研究一辆新引进的汽车。他对什么都有兴趣，对什么都全力以赴，所以他比实际的年龄显得苍老。而他的脸，也许正是因为两种极端的混合才显得如此动人：孩子般的真诚、执著，和饱经世事的沉稳。
  陈咏明的谈话使病房里所有的人听人了迷，别管是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当文书的小老头，卖肉的师傅，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对三中全会的精神，也许领会得还不够深刻，但不管是谁，只要他对生活还有那么一丁点热情，他就不可能不被这种谈话所吸引。
  若干年来，他们读过不少中央全会的公报，听过不少次会议精神的传达，但那些经济政策和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关系呢？　总好像说不清楚。现在让陈咏明这么一说，好像清楚了许多，原来都是老百姓心里想着、盼着的大实话。
  修理雨伞的小青年，收起了钢笔，用手支着下巴，眼睛里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中央的精神是这么回事，怎么在街道学习会上就变成了千千巴巴的东西呢？　如果让这些部长、厂长们给讲讲该有多好。
  就连当文书的小老头，也流露出真正受了感动的微笑，再不是一成不变的、阿谀奉承的假笑。
  教书的先生说：“嗯！　你们部长几句话就把中央的精神说清楚了。不简单。”
  卖肉的师傅，自有他表示崇敬的独特方式。出于一种爱屋及乌的反应，他对郁丽文说：“郁大夫，往后您再买肉找我，您是要五花、里脊、肘子、猪肝、蹄子……只管说。”
  郁丽文掩嘴而笑。
  陈咏明没头没脑地搭了一句：“清醒的人是不痛快的。”然后看了看手表，吃了一惊似的对郁丽文说：“八点多了，你饿坏了吧。”
  郁丽文没有回答，只微微皱了一下眉，表示他不该在这里说这句话。
  刘玉英果真忙乱起来：“哎，这，这是怎么说的，您二位到现在连饭还没吃。”她依次拉开吴国栋床头柜上的抽屉和柜门，想要找些点心给他们。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教书先生从自己的小柜上，拿过一个饼干桶，递给陈咏明：“这儿有饼干，先吃点吧。”
  陈咏明真不客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