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安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转折。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　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　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　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　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精力啊。
  “有什么事情吗？　”田守诚问林绍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　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听得反胃的话。
  “谈什么事情呢？　”田守诚问。
  “不清楚，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没带秘书。我估计总是和将要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吧。”
  这么说，郑子云和汪方亮决心干了。
  “听调研室筹备会议的同志说，他们正在考虑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诚哑然。
  花样真多。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和什么教授、文人、新闻记者拉拉扯扯。到处座谈、讲话、写文章，放着好端端的部长不干，弄这些个沽名钓誉的事。文人，就像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所定义的活化分子一样，是顶能惹是生非的一种人。
  “据他们说，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人手，也是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个途径。”林绍同继续解释着。
  心理学？　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学科嘛。现在提倡干部知识化，但也不能胡来，变成赶时髦的一场闹剧。当然，调动人的积极性，提法还是对头的，只是路子不大对头。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这是全党全民关心的、势在必行的工作。现在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省、市都在搞试点，闯门路，能够抓出些成绩，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作为重工业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做出些决策，提出些办法。但是，经济理论界有一帮人头脑发热，跟着他们胡闹会捅娄子，出问题。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么，看什么？　田守诚也说不清楚。反正，根据他的经验，那些让人拿不准，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过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眼下他只须找些人搭个班子，做些姿态。对郑子云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还能起点钳制作用。
  他说：“是的，我们应该抓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我也有个想法，还没考虑成熟，是不是把企业管理司和调研室合并，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林绍同一愣。这么一来，不是把调研室从汪方亮的管辖下挖出来，另立一套人马，和汪方亮唱对台戏吗？　汪方亮是什么人物？　论魄力，论智谋，论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不是关键时刻，不应轻易交锋。
  “恐怕还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诚看了看林绍同。林绍同也木无表情地看着田守诚。但两个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诚垂下双目。
  田守诚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
  中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来说，田守诚当时是举手同意的。私下里，却很会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诚还对汪方亮说：“那时候，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也不好反对，因为我和你私人关系过密。”
  汪方亮并不买账，立时拉下脸来说：“胡扯！　首先是原则。应该说的，就要说。什么私人关系不私人关系，我不承认和你有什么私人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田守诚和郑子云先后恢复了工作。逢年过节，田守诚总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时候，汪方亮还因为“恶攻”的罪名未恢复工作，更没有恢复党籍。想想，那是什么罪名．又是什么时候啊。有几个人能这么干呢？　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郑子云却从来没去看望过汪方亮。但在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却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田守诚和郑子云在部党组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不了决议的时候，汪方亮几乎总是郑子云的支持者。其实，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据田守诚多年的观察，郑子云不交什么朋友。只能这样理解，那是两个互相需要的帮手，而并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纪恒全告诉郑子云：“报社叶知秋同志来电话——”
  郑子云觉得叶知秋太过地不拘小节。动不动就打个电话，而且在电话里直呼老郑，为什么不称郑子云同志呢？　部长的电话，参加听的人少说有一打，还不算她那一头的。是一种炫耀吗？　不像，她当然不是那种世俗的女人。而且，时不时地还要写个语气相当随便的条子或短笺给他，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是对他们曾经交谈、辩论过的一些事情，再作一些说明和补充。文笔诙谐而潇洒。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还到处寻隙侵蚀的土地上，女人，是顶顶让人敏感的问题啊，稍不注意，就会使人身败名裂。郑子云对待女人的问题，是十分谨慎的。
  邦子云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论什么“亲启”、“内详”，甚至写“大人亲收”，一样按公文程序办理，由秘书纪恒全首先过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之后，再转给他。电话也是照此办理。像叶知秋这样太过随便地打电话、写信，会平白地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想想看，纪恒全告诉他叶知秋电话时的神情。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还搞了个“邮票事件”。有封注有“叶知秋缄”的来信，纪恒全不知为什么不拆了，却拿着那封被人撕去纪念邮票的信，到处诉苦：“谁把邮票撕了？　我怎么向郑部长交待？　”弄得人人都知道叶知秋给他写信，又好像他和叶知秋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连秘书也避着。
  鬼知道。没准那邮票就是纪恒全撕的，有意搞个“国会纵火案”呢。
  是不是应该告诉叶知秋以后有事可以写信到家里？　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么事情。何况，他看出叶知秋对夏竹筠印象不佳。
  郑子云不希望叶知秋有更多的机会去加深这个印象。不管怎么样，夏竹筠毕竟是他的妻子，凡是与她有关的一切，必然会波及到他。他们是“模范夫妻”，郑子云的一生，应当是无懈可击的一生。
  郑子云拿起电话筒，语气里带着过分渲染的距离感：“你好，我是郑子云。”
  对郑子云的努力，叶知秋竟全然不予理会，她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您一个也许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后天不能见报了。”
  “什么原因？　编辑同志亲自对我说后天发稿。”郑子云有点光火。他毕竟不是一个以写稿为职业的随随便便的小人物。何况这篇文章，又是报社派人上门请他写的。
  “说是总编的意见，希望您对文章里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哪些地方呢？　你是不是谈得具体一些。“
  “比方说，‘团体意识’这样的概念，我们这里一般是用‘集体主义’——”叶知秋不知为什么笑了笑，“其实，用意相同，用‘团体意识’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多些统战意味，如同用‘人情’比‘无产阶级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调动人的积极性，自然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学雷锋的先进分子。我以为是不必改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到现在还认为，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研究人类行为的规律，是资产阶级学科。实际上人总是有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有行为，无产阶级社会的人也有行为。人总不能躺着不动吧，实际上躺着不动也是一种行为。问题是你用什么立场、观点去研究它。您看过《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日本丰田汽车厂吧？　我以为他们很会做人的工作。谁家死了人，会送上一笔丧葬费；谁过生日，会收到礼物……
  这就是心理学。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赚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呢？　“
  倒好像那篇文章是叶知秋写的，她在说服他相信她的论点。
  也或许她敏感到了郑子云的犹豫。
  郑子云没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这个词儿的话。他已经六十五岁，年轻时的许多抱负，到如今只剩下这一点：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历史到来的时期，根据他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也许不完全正确，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会使他感到欣慰。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体会形诸笔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顺利。他要不要考虑这意见呢？　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　如果不修改呢？　可能全篇都不能发表。人总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协，不然就要失去全盘。那就连一部分也不可能为人们所了解，所接受了。
  郑子云没有回答。改或不改都还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叶知秋说那么许多。
  叶知秋的嗓音低落下来，似乎对郑子云的反应迟钝有些失望。
  “还有一个情况，我得提醒您注意：报社里常常会来这一手，实在和作者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也会答应您可以不改。等到见报时却面目全非，他们会推说值班编辑不了解情况，在付印时做了临时处理。您必须把这一点先和他们挑明。再一个，实在发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为这篇文章是很有创见的——”
  “谢谢，再说吧。”郑子云匆匆地放下电话，心里有些不快。这个部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随便地和他说话，太没有界限了。
  窗外，斜射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