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转换得似乎毫无缘由。郑子云一下子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是无聊透顶。他有点琢磨不透地看着叶知秋，难道他刚才真和她进行过那么有趣的谈话吗？　来了一位有身份的客人。他一进门就喊：“我是来赶饭吃的，有什么好吃的吗？　”
  “汪部长，欢迎，欢迎。”即使对这样一位客人，夏竹筠也不过是稍稍提高了一点声调，稍稍加快了一点节奏。
  汪方亮直盯盯地瞅着叶知秋：“这位同志好像没有见过嘛。”
  郑子云介绍着：“报社的记者。”
  “噢，记者。老郑，我们应该拍记者的马屁，不然，他们要是写起文章来骂我们，我们可受不了。”他说话的声音很响，好像有一屋子人在听他讲话，而且这屋子还很大，生怕坐在角落里的人听不到似的。叶知秋想，他平时一定是作惯了报告。
  不等任何人插话，汪方亮又接着说：“你来采访他？　那你算倒了楣啦。他是个异教徒，前不久还挨了批。不怕你生气，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凭你选的这个采访对象，当记者，你还太嫩哪。哈哈——我说老郑，你没有跟她讲讲你那套理论？　‘买一个现代化，还是自力更生创造一个现代化，这个事搞不好，中国老百姓会没裤子穿。”’郑子云笑笑：“你不要吓唬人家。”
  圆圆送叶知秋下楼的时候说：“叶阿姨，您住哪儿？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看您。”
  善良的好姑娘。她正在努力地填补她妈妈留下来的缺陷。
  像她妈妈这样的女人，似乎不缺乏使男人爱她的那些条件。
  可是，这个家庭，幸福吗？　人在冥冥之中被创造着的时候，是不是显得太匆忙了一点？　不是忘记了最必要的这一方面，就是忘记了最必要的那一方面，而留给人们无穷无尽的不可弥补的遗憾。
  汪方亮随随便便地在沙发上坐下，把右腿搭在左腿上，卡普隆袜套已经褪落到脚心，露出了脚踝和脚背。他脱了鞋子，一把把袜子从脚上抓下来，一面抖落着手里的袜子，一面埋怨：“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
  夏竹筠竟也难得地蹙起了眉头。但她立刻想起两条竖纹会出现在眉心之间，又很快地舒展开双眉：“可不是，我买了个洗衣机，没用几次就坏了。”
  汪方亮嚷嚷着：“难得，难得，连我们的小夏也关心起产品质量来了，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跟咱们的机械产品一样，彼此彼此。”很难说郑子云不是借题发挥。
  “可不是。”汪方亮喟然叹息，“就拿机电产品漏水、漏油、漏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来说，工艺上究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　没有嘛，它就是长期得不到解决。”
  夏竹筠在沙发上移动了一下。她对这些可不如对袜子、洗衣机那么感兴趣。汪方亮还注意到她完全没有必要地拉扯着身上那件很平整的上衣，还把右腿向斜斜地向前伸着的左腿上靠去。
  汪方亮是个绝顶聪明的，又能够洞悉别人心理状态的人，虽然这剖析有时未免过于刻薄。他不难看出，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不论其中有没有画家或是摄影记者之类的人物，夏竹筠总是选择和尽力保持一个顶美、顶适于拍照或是素描的角度。和她在一个屋子里哪怕只呆十分钟，也会感到疲倦的。
  他不知道这种生活郑子云怎么受得了？　但他又有点可怜夏竹筠。女人嘛，总是有些让人觉得短浅的地方，也许正是这短浅使她们显得可爱了？　“最近身体怎么样？　”汪方亮不全是敷衍地问着。
  “还可以吧。”
  郑子云却不管他们，继续谈下去：“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像你所说的，只要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办事，质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何况现在质量管理，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科学方法。我们不是在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的试点吗？　但这个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　难道我们花费的力气还少？　也抓思想政治工作，也搞物质奖励，但为什么不那么灵了。难道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奖励都不对了？　还是我们这套办法不够科学，有改进的余地？　如果我们还按老一套的办法去搞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数工人大概是不吃那一套了。怪他们吗？　不，怪我们自己。前些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说大话，说空话，唱高调，喊口号，扣帽子，批这个，批那个，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上。书本上虽然写着：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
  事实上我们对工人群众切身的困苦了解了、解决了多少？　我们又尊重了多少他们的独创精神？　让他们行使了多少他们理应行使的权力？　如果说国家暂时还很困难，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在感情上我们又给了他们多少温暖？　过去在战争时期，政工干部和群众多么亲哪。到了干部部门，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现在呢，他们像是掌握着人家生死簿子的阎王老爷，闹得人家的心都冷了。我们不真正地把工人当成国家的主人，他们也就不把企业当成是自己的企业。重要的是把这些冷了的心温暖过来，重新激发起他们的热情。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主动地、积极地去干。否则，再科学的方法也实现不了。实际上，发挥人的积极性也是一门科学，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有过长期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它仍旧是一门值得我们努力去研究的科学。必须使每个车间主任，每个工段长、班组长都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原则和方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同时做好它。使它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成为现代化管理的一部分。不能只把它当成一种教育工作，也不能只依靠专职的政工干部，这也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之一“mpanel（1）；
  对于丈夫的高谈阔论，夏竹筠每每持着一种宽容和迁就的态度。如同一个理智的、绝不喝酒的妻子，对待软弱的、爱喝酒的、又喝不了多少便会酩酊大醉，满嘴胡言乱语撒酒疯的丈夫。
  谈什么都可以，只要丈夫不做出让头上的纱帽翅颤悠的事，她都可以听之任之。不论谈什么，她是一百个没听着。别看她在跟前坐着，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这无非表示，她并不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当然，多少也是出于对比较显贵的客人的礼貌。
  “老郑过两天不是要去拜访那位心理学教授嘛，准备研究研究他提出的那些理论。”她不大清楚什么是心理学，但是谈谈“科学”
  这个眼下红得发烫的字眼儿，似乎自己也就显得“科学”起来。语气里，免不了有些小小的卖弄。
  “哪里，如何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我和老汪都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因为实际工作中的困难，逼得我们不得不去探索、思考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
  郑子云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反倒让夏竹筠感到一些教训人的味道。她站了起来：“好啦，好啦，还是先吃饭吧，吃过再聊。”
  菜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
  夏竹筠细细地品味，从从容容地、耐心地用细细尖尖的牙齿，把每块鸡骨头剔得干干净净。
  郑子云吃得很有节制，连吃饭也像他的为人处世。
  圆圆匆匆忙忙、心不在焉地往嘴里扒拉着饭粒，仿佛是在对付一件不得不对付的事。夏竹筠不满意地拿眼睛扫着她掉在饭碗周围的米粒和菜屑。
  汪方亮则是大刀阔斧，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的随便。他劝说着郑子云：“你再喝点汤嘛。”
  “喝不下了。”
  “那你就把啤酒放下。喝汤，喝汤。吃饭也同打仗、干工作一样，你得有个主攻方向。”
  圆圆说：“汪叔叔，我看什么都是您的主攻方向。”说完她伏在手臂上吃吃地笑着。
  “圆圆，你怎么跟大人开玩笑。”夏竹筠制止她。
  “怎么就不能和大人开玩笑？　平等嘛。”汪方亮嬉笑地看着圆圆，“今天早上，起得晚了一些，又赶着要到东方红公社去，匆匆忙忙的，不是在走廊里一脚踢上个篮球，就是在厕所里被谁的球鞋绊了一脚。我对儿子们说：‘把你们的鞋子、篮球放好行不行？　放在地当间儿多碍事。’老二对我说：‘爸爸，刚才我在书房里就让您放在地当间儿的皮鞋绊了一脚，这叫上行下效。’我没词儿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道理。”
  “你今天去东方红公社的结果如何？　”郑子云极有兴趣地问。
  “我可是给田守诚来了个突然袭击。”汪方亮只说了这么一句，便停住不说了，好像有意在卖关子。
  前不久，东方红公社给田守诚部长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反映他们公社买了一台拖拉机，质量极差，不能使用，钱等于白扔了。这个部直属厂的产品，很多用户反映质量不行。可是这个问题，成年成年地拖着，总也解决不了。向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的时候，田守减又总是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比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后来又是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扰；再后是什么右倾翻案风的干扰；最后是“四人帮”的干扰……
  这一次，田守诚却出乎意料地作出了强烈、迅速的反应，决定派一个部级干部，带着制造厂的厂长，到东方红公社背回这台质量不合格的拖拉机，并向公社赔礼道歉，保证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一台优质拖拉机。
  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因为“四人帮”垮台已经三年多，再也找不出什么堂而皇之的托辞了。
  当前经济界要求体制改革的这股风，预示着经济结构上必然到来的彻底变革。近两年来，很多有远见卓识、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和经济理论家在许多文章里、讲话里，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
  田守诚清楚，经济界不是这股风的风源。
  “风源”这两个字，让他想起一九七六年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那段往事。那时．他看错了、分析错了形势，以为大局已定。在人心所背的情况下，只有他，煞费苦心、冥思苦想地打出了《批判一个大政策——最大走资派的进口风》的炮弹。在那些违心的、按照两报一刊的调子写出的抄书抄报的批判稿中，尤其在他这一层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一发很有分量的、有价值的炮弹。假如不是很快地打倒了“四人帮”，他将会怎样呢？　飘在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是无常的，至少前几十年的历史是这样的。
  他丢了很重要的一分。
  这股风的风源在上头。那么，这股改革的风，就绝不只限于经济结构，它将波及到政治结构、干部结构……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个丧失了党性原则而又身居要职的人，往往会变成一个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家。
  田守诚必然会想：在这场变革里，他得到的将是什么？　失去的又是什么呢？　从东方红公社背回不合格的拖拉机，这样的事还没有一个部门做过。根据目前的气候，很可能会登报、广播。这可以算是一个小筹码，或者，至少是一粒探路的石子。
  郑子云闹不清在党组会上，汪方亮为什么固执地非要去东方红公社处理这件事情不可。看着汪方亮那双诡谲的眼睛，他想汪方亮准又在这里面做了什么文章。　“昨天，我让秘书打电话给县委，同他们商议，是不是请各公社的书记、干部，以及附近的社员尽量参加？　县里的同志同意了。今天一看，会场安排在县委机关礼堂，只能容下几百个人。社员呢？
  说是来了不少，但是场地有限。我说：‘咱们还是找个广场好不好？　’县委书记为难地说：‘恐怕天气太冷。’我说：‘再冷我也受得了。咱们是共产党，不能吹牛皮的时候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好；等到做检讨的时候，人越少、场面越小越好。那成什么啦？　’好，重新到广场上去，临时搭了几个桌子，拉上了有线喇叭，然后，我就说了：‘社员同志们，作为一个副部长，我为我们把质量这样差的拖拉机卖给你们感到害臊。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等于坑了你们，骗了你们。你们的钱，辛辛苦苦，挣得不容易，我们再也不能这么欺骗你们了。现在，我要给你们交个底，你们暂时不要买这个厂生产的拖拉机，如果他们不改变这个现状，你们就永远不要买他们的拖拉机，他们生产的拖拉机，从全国来说，质量是顶糟糕的。
  “‘告诉你们这么一件事，你们就明白了。这个工厂附近的一个公社，买了他们一台拖拉机。有些零部件，老得拉回厂子去修理。他们还算不错，占了离厂子近的便宜。一开始，社里还派个社员赶着小驴车，送到厂子里去。后来社里也烦了，不再用人押送，只要把返修的零部件往小驴车上一放，再给小毛驴一鞭子，小毛驴自己颠巴颠巴就能拉到厂子里去。往大门口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