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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边委员会是由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戴维•；洛克菲勒倡议建立的一个民间政府政策咨询机构，目的在于使北美、西欧和日本三大地区的政府和民间机构对该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有更多的了解和支持。其会员主要是三类人：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商界大亨与社会上层阶级，他们与各大跨国公司有着密切联系；以滋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知名学者，他们负责提供必要的理论咨询；而委员会中的政治家则是未来可能的政策谋划者和执行者。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委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其他政策咨询委员会、各大跨国公司以及众多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结成范围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网络。
  三边委员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巨大网络帮助卡特由一个地方领袖成长为1976年总统竞选中的一匹黑马。卡特在三边委员会中得到的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是他的竞选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保证。
  为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水门事件的竞选丑闻，国会通过了1974年选举改革法案，对竞选捐款的限额作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该法案规定，个人在预选和大选中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团体”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此外，联邦政府将在1976年1月1日以后，根据各候选人在上一年筹措资金的数额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竞选资金。根据这一法案，候选人在竞选经费的筹集过程中不但要获得一定数额的资助经费，更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资助人。
  佐治亚的州长经历使卡特结识了该州乃至南方地区的许多有钱人。通过三边委员会，他更是同国内金融工商界的不少赫赫有名的富豪拉上了关系。这些人在本人慷慨解囊之余，还时常出面为卡特举行各类晚宴或鸡尾酒会，邀请圈内好友参加，募集竞选经费。在他们的协助下，卡特成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最成功的竞选资金筹措者。获得提名前，他的竞选开支就高达1140万美元。
  同时，与三边委员会联系密切的知名媒体也是卡特竞选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传媒技术的进步和规模的扩大，传媒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全国各地的选民往往是通过媒体来认识候选人，乃至最终决定自己的支持对象。
  正是三边委员会的媒介大亨们把名不见经传的卡特捧为了家喻户晓的政治新星。著名的新闻杂志《时代》周刊率先选择了亲卡特的立场，把卡特比喻为“约翰•；肯尼迪第二”。1974年12月，卡特宣布竞选时，《时代》周刊专门为其度身定制了一篇特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杂志对卡特的竞争对手尤德尔和哈里斯宣布参加竞选的消息只字不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也都用头版新闻报道了卡特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消息，全世界有100多家报纸和杂志转载了这一消息。整个1975年，《纽约时报》也表现出了偏袒卡特的倾向。该报著名记者克里斯托弗•；莱登一面为卡特写了一篇分为六大部分的专题连载，一面又撰文大谈卡特的对手——杰克逊和尤德尔的弱点。此外，《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广播电视网都在竞选期间发布了大量肯定卡特的报道。于是，卡特甚至被喻为了“新闻界的民主党候选人”。
  三边委员会在政策咨询方面也给了卡特很大帮助。只有州长经历而毫无治国经验的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几乎是一个“门外汉”。他在竞选中的外交政策主张几乎都是由三边委员会为他设计的。其中，委员会创始人布热津斯基一直担当着卡特对外政策的总设计师，“让布热津斯基去处理”成为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经验。在竞选战略的制订过程中，三边委员会的理论专家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直活跃在政治理论界的塞缪尔•；亨廷顿博士向委员会提交的几份报告就成为了卡特确定竞选策略的重要参考依据。在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关于民主社会的统治能力》的报告里，亨廷顿指出，一位候选人要想成为总统，必须表现出相当全面的特征：诚实可信，精力充沛，务实精神，果断作风，真挚和有经验。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亨廷顿进一步指出，政治斗争中的“局外人”，或可能使自己被看成局外人的候选人，是一条通向政治官场的捷径。卡特的竞选班子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后来的竞选经过也证明了亨廷顿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然，卡特本人和他的竞选班子也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根据他们的竞选计划，1973年的卡特将作为“一个最有成就的州长”被突出出来；1974年，他将成为“民主党中的一个领导人，并且是专心一意要把党恢复到原来地位的人”；1975年，他应该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党内对治理国家颇有打算的领导人”；1976年，他就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卡特正是按照这份计划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迈进的。
  为了提升自己在民主党内的声望，卡特全力投入了1974年的民主党中期竞选组织工作。他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自荐，表示愿意为民主党的中期选举贡献一份力量。斯特劳斯随即任命他为民主党全国竞选运动委员会主席。期间，卡特先后参加了60多次竞选活动，为各民主党候选人进行游说，足迹遍及全国各地。1974年11月，选举结果揭晓，民主党在各级政府机构都取了重大胜利，尤其是在众议院得到43个新席位，在参议院得到4个新席位，在国会两院都进一步扩大了优势。卡特本人也凭借其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人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卡特在竞选组织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朋友。他不仅同全国各地民主党领袖加强了联系，还和各地一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数十个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频繁接触。他先后会见了来自25个不同组织集团的领导人，他们代表着妇女、黑人、工会、农民、教师、退休人士、地方官员、参众两院的竞选委员会等。这些在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了解与信任是卡特日后重要的政治财富。
  此外，卡特为国会中期选举所准备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他在1976年竞选中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了解美国人民在中期选举中所关注的问题，卡特请来了民意测验专家，通过民意测验一共收集了30多个敏感问题。对于每个问题，卡特又进一步征集了有关专家的建议，并把这些建议汇编成册，作为日后制订竞选纲领的重要参考依据。
  中期选举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坚定了卡特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心。1974年12月12日，卡特正式宣布，他将参加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吉米·卡特：力压群雄尝胜果“纯朴农民”刻意包装
  1976年大选在水门事件的阴影下拉开了序幕。正如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水门事件的结案陈词所说：“理查德•；尼克松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对他作为总统的信任和破坏了立宪政体，极大地损害了法律和正义的事业，而且明显地伤害了美国人民。”水门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既没有因为尼克松总统的引咎辞职而结束，也没有因为福特总统的赦免令而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选民们迫切需要一位诚实的领导人带领这个国家走出阴影，重建信任。
  卡特和他的竞选班子洞察到了这一特殊的背景。在大选开始前，他们对选民的心态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第一，目前美国选民考虑的是候选人是否有诚实的品质，而不是他对现实问题有什么特殊的见解；
  第二，很多选民对华盛顿权势集团有一种对立情绪，希望未来的总统不要来自华盛顿；
  第三，选民希望新总统能够胜任总统职务。
  根据这些判断，卡特决定以平民形象出现在竞选中，为沉浸在悲观失望中的选民提供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个体察民情的州长、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友。
  随着预选的临近，卡特的自传——《为什么不竭尽全力？》在全国各地面世了。在自传中，他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一个南方人，一个美国人。我是一个农场主，一个工程师，一个父亲和丈夫，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政治家和前州长，一个计划工作者，一个商人，一个核物理学家，一个海军军官，一个小游船的驾驶人，此外，我还是鲍勃•；迪伦和迪伦•；托马斯的诗的爱好者。”
  人们由此认识了一个平民候选人。
  在各地的竞选活动中，卡特也充分展现出了平民风格。他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代表普通民众表达了他们对现任政府的种种不满。
  在工薪阶层中间，卡特指出美国现行赋税制度存在种种不合理现象。“精心策划的那些税收漏洞使整个税收负担越来越转移到普通工资劳动者的身上，而规模最大的那些公司却是按最低税率交税的。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吃一顿午餐所花的50美元可以从应当征税的收入中扣除；而一个卡车司机吃一个1。5美元的汉堡包却不能扣除。石油公司的利润所得税税率低于5％，而石油公司雇员的收入所得税率却要比公司的利润所得税率高出3倍以上。”
  在农场，卡特又成了农场主中间的普通一员，他抱怨说：“作为一个农场主，政府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管理不善使我感到毛骨悚然。我们看到，我国宝贵的粮食储备已经挖空了，结果造成了物价大幅度波动和那些可靠的贸易和出口能力的丧失。粮食投机商和垄断性的农产品加工者获了利，而努力生产粮食的农场主正在走向破产，挣扎着购买粮食的消费者也日益变得无力支付了。”
  在社会弱势群体中间，他又指责了社会福利的不公正现象。“由于救济发放过程中存在种种营私舞弊，政府的救济金没有救济一些生活贫困的人，却救济了不少富人。”
  卡特不仅指出了种种关系选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对此进行分析并开出救治药方，向选民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民选政府已经脱离了人民。“我们的政治领袖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他们的决定都是在象牙塔里做出的。现在，是填平政府和人民之间鸿沟的时候了。美国公民参与策划我国未来的时刻已经到了。”卡特用“还政于民”的口号呼吁选民作出新的选择，将白宫的钥匙交到民主党手里。从尼克松到福特，自1968年以来入主白宫的都是共和党人。现在，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候了，1976年的选举将属于民主党。
  宗教信仰是卡特竞选活动的又一个亮点。卡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11岁加入了南方基督教浸礼教会。然而，这一选择并非出自于卡特内心的虔诚，而只不过是南方农村一个例行仪式。他在宗教信仰上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67年。在输掉1966年的州长竞选后，卡特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是他的妹妹，福音传教士鲁思，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帮助他走出了困境，成为了重生的浸礼会教友。
  重生后的卡特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他不仅增加了到教堂参加礼拜的次数，还积极到各地开展布道活动。就在竞选总统的关键时期，他还抽出一周时间到亚特兰大贫民区参加了一个浸礼会布道机构的传教活动。
  尽管如此，卡特并不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宗教对于卡特基本上是一种内心的虔诚和“对邻居的关爱”。他从来没有把传教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政治才是他的选择。在卡特看来，信仰是为他的政治事业服务的。他希望人们相信：由于他的信仰，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
  卡特先前的政治经历，也向不同宗教信仰的选民证实他无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传教布道。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卡特就曾投票反对要求佐治亚人民人人礼拜上帝的决议；在担任州长期间，他也坚持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废除了州府大楼每天都要举行的颇为铺张的宗教仪式。
  于是，1976年竞选中呈现在选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忠实于信仰的浸礼会教友。卡特满怀激情地告诉美国人民：“我想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有一个像美国人民一样善良、正直、体面、真诚、公正、有能力、有理想、有同情心和充满着爱的政府。”饱受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伤害的美国人民在爱的旗帜下得到了安慰，他们对卡特充满磁性的声音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