褂欣醋匝抢吐淼陌滤箍?#8226；安德伍德和俄亥俄州州长贾德森•；哈曼两位实力稍逊的竞争者。但为党内“忠诚分子”和坦慕尼成员把持的大会一开始就把大多数的选票投向了克拉克。尤其是在第10轮，克拉克几乎获得党内的提名了，只是还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这时，威尔逊看到自己无望获胜，甚至还发电报告诉他的竞选班子准备放弃，幸亏他的智囊人员及时阻止了他。
  直到第14轮，竞争主要还是在克拉克与布莱恩之间展开。但到了第14轮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威尔逊异军突起，逐渐取代了布莱恩的位置，与克拉克形成了对峙。这其中大有玄机。布莱恩发现自己在与保守势力的对抗中处于不利的位置，既然得不到华尔街的支持，不如作战术上的退却，转而支持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他将所有内布拉斯加州的选票转至威尔逊名下，这里可以看出布莱恩老道的政治手腕。威尔逊在新泽西州长任上实行的一系列进步改革使布莱恩看到，尽管言辞保守，威尔逊在民主党内还称得上是个“布莱恩化”了的进步分子。
  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三足鼎立二虎相争（2）
  在哈维上校的活动下，许多民主党的头头和华尔街大佬们，甚至包括一些保守分子，逐渐对这位有着进步声名却“内心保守”的威尔逊产生了信心，况且民主党正需要这么一位“牧师”式的人物宣传他们的纲领，吸引选民们的视线。民主党人也认识到：如果民主党不提名一位强有力的进步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就会拉走部分准备支持民主党的进步派的选民。战术上退一小步，战略上则进一大步。在布莱恩的支持下，威尔逊在第28轮开始占据上风，并在第43轮赢得多数。投票到第46轮时，安德伍德也宣布放弃竞争，将选票转至威尔逊名下。当威尔逊获得提名的时候，已是次日凌晨。事后有人说，在这场提名大战中，“布莱恩赢得了声名，而威尔逊则获得了提名”。（大选获胜后，作为报答，布莱恩被威尔逊任命为国务卿。）
  民主党的提名结果其实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倒是进步党的成立吸引了许多人的视线，新闻记者自然给予很多的报道。由于进步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共和党的进步派，加上塔夫脱的政纲又比较保守，所以共和党的人气急剧衰落，一度使塔夫脱失去了信心，认为“全国有这么多人不喜欢我”。实际上，塔夫脱很早就成了竞选舞台上的一个配角，因而1912年的竞选基本是在民主党和进步党之间展开的。正所谓：驴象雄麋三足鼎立，“民主”、“进步”二“虎”相争。
  在三党推选出各自的候选人之后，1912年大选在竞选纲领的争吵声中正式上演了。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竞选纲领——“新自由”和“新国家主义”，虽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分歧。在关税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大幅降低关税，进步党则赞同保护性的关税。在“州权”这个传统的斗争领域，民主党强调州权，进步党则要求扩大联邦政府的管理权限。民主党虽然没有提出广泛的福利社会计划，但主张限制使用反对工会的禁令，还承诺降低农业贷款的利息，使农场主更容易获得贷款，从而得到在人数上占很大比例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两党政纲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大企业的合并，或者说垄断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可以说，对这一在当时最为重大的社会经济焦点问题的态度是考验两党候选人的试金石。
  西奥多•；罗斯福对大企业的合并并不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经济上的合并不可避免，但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加强联邦政府的职能以对特权势力进行控制和管理，从而消弭社会弊端，增进社会福利。威尔逊虽然也赞同大企业的联合，但与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不同的是，其政纲“新自由”强调“有节制的竞争”，而不是“有节制的垄断”。作为一个传统而虔诚的长老会派信徒，威尔逊的价值观中个人主义的色彩还是十分浓厚的，他认为个人应该也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对上帝负责”。威尔逊反对垄断的目的是恢复自由竞争，为中小企业创造竞争的条件。“创造一个自由的政府，保证一种自由的经济”是“新自由”的政治理想。如果说“新国家主义”还包含有一丝“抑强扶弱”的意味的话，那么，“不偏袒任何人”的“新自由”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了。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冷冰冰的，被罗斯福斥为“乡村保守主义”的政纲重新唤起了美国农场主阶层、小城镇居民和广大中产阶级的希望，受到中下层人士的热烈欢迎。结果，威尔逊不仅保住了民主党的传统势力范围——南方，还赢得了中西部农场主、部分城镇居民中少数民族集团的支持和拥护。
  尽管如此，在外界人的眼中，尤其是在报界宣传中，威尔逊也不完全是个正直无瑕、传播福音的“道德卫士”。这位学富五车的教授，经过十几年的官场“洗礼”，早已变成了一个老于世故的圆熟政客。竞选开始后，好弄权术的威尔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显示出作为一名学者出身的候选人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手腕。
  威尔逊的政治生涯与华尔街密切相关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早年支持威尔逊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道奇和麦考密克，一个是纽约银行家，一个是芝加哥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老板。因而，威尔逊素有“华尔街教授”之称。在威尔逊竞选期间，乔治•；哈维在每期的《哈泼斯周刊》上都刊登一条醒目的竞选广告：“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当总统。”这可吓坏了急于为自己树立进步形象的威尔逊，他公开宣称自己同哈维和他的“华尔街朋友”已经“决裂”，但私下里又写信给哈维，向他解释，说自己“无意得罪一位真正的朋友”。久经官场的哈维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急忙撤销了竞选标语。
  一直口口声声说要根除党阀政治的威尔逊，为了回击对手对他竞选经费不干净的指责，发起了“接受小人物捐款”的运动。但实际上，威尔逊的大部分捐款都是华尔街阔佬们捐助的。1912年秋天，在参议院的要求之下，威尔逊的竞选班子不得不公布了捐助名单。结果舆论大哗，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威尔逊。事发之后，不知所措的威尔逊一边推脱接受捐助的责任，一边督促华尔街收回政治献金。
  出身于南方的威尔逊从内心来讲并不同情黑人，但迫于党内自由派和黑人社会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7月16日，威尔逊会见黑人领袖时，表示“需要和寻求黑人对竞选的支持”，还许下诸多回报的承诺。当报界报道了这件事后，威尔逊惟恐得罪保守派和南方势力，赶忙予以“澄清”，否认自己曾会见过黑人，更没有许下过什么承诺。对于威尔逊这种出尔反尔的伎俩，著名黑人运动领袖和学者威廉•；杜波伊斯轻蔑地说：“整个来说，我们不相信威尔逊先生对黑人有好感。”
  美国总统选举往往是一场闹剧：台上的候选人施尽各种招数笼络选民，忽而威颜正色，忽而摇尾乞怜，忽而又大骂后台老板，但谁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幕后交易”和闹剧的潜台词。哈维在威尔逊入主白宫之后就曾经说：大资本家“对威尔逊先生发表的在他们看来是过激或是威胁到他们利益的言论并不介意，他只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罢了”。
  你方唱罢我登台。10月14日晚上，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做巡回演说的“雄麋”罗斯福正准备驱车前往当地一个大礼堂发表演说时，被一名叫约翰•；西兰克的狂热分子开枪击中了胸部，子弹穿过了他的上衣和口袋内的一叠讲稿。当人们围观上来时，他却大叫“不要伤这个人”，并坚持要做完演讲再去医院。到了礼堂，当他向人们微笑致意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肃然站起，发出爱戴的惊呼和同情的感叹”。他用近乎耳语的喘息声请求大家保持安静，并表示“尽力讲好，不过我体内有一颗子弹”。当他拿出浸满鲜血的讲稿时，人们又是一阵惊呼。罗斯福却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活着，我有话要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一直讲下去。”听众中一片死寂。罗斯福继续说：“我这一生中已经度过一段极其悲壮而英勇的时光，现在正在继续经历着……”当他将他的新国家主义讲完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演讲结束后，被送进了医院，这才知道子弹打断了他的第四根肋骨，还好由于他强健的体魄，最终没有倒在讲坛上。事后，出于礼貌和对这位“进步斗士”的尊敬，塔夫脱和威尔逊都表示暂停他们的竞选活动，以示公平。在“密尔沃基事件”中，虽然不排除罗斯福“做秀”的成分，但能面对淋漓的鲜血而保持镇定自若，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信仰的力量在支撑着他的。
  最终，在华尔街大佬、企业界人士和分裂的共和党人的帮助下，威尔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竞选的胜利。选举结果是：威尔逊获6；296；547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42％）和435张选举人票；罗斯福获4；118；571张选民票（约占总票数的27％）和88张选举人票；塔夫脱获3；486；720张选民票（约占总数的23％）和8张选举人票；社会党、禁酒党和社会主义工党都只获得少量选民票，选举人票则一张未得。从选民票的分布状况来看，罗斯福和塔夫脱两人的总票数超过了威尔逊。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党不发生分裂的话，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未必能问鼎白宫。
  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天使”“魔鬼”争执牛耳（1）
  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进步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是一场由乡村到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跨世纪的伟大社会改革工程。严格地说，有幸领导这场运动的美国总统有四位，他们是威廉•；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如果把进步运动比作一场接力比赛的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无疑是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他所处的时代，正值进步运动的第二个高潮，也是对进步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巩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统治阶层也逐渐认识到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正像威尔逊的密友、得克萨斯州的“政治老板”、大资本家爱德华•；豪斯说的那样，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社会革命的威胁，必须向农民和劳工运动做出让步。
  白宫的新主人威尔逊是一位对“强势总统”推崇备至的政治家。走马上任头一个月，他就打破惯例亲临国会宣读自己的执政计划。由于威尔逊的这种主动精神和天赋口才，再加上民主党在国会成为多数党的有利地位，“新自由”很快就从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的政治纲领变成了立法行动，成为威尔逊在第一届任期内的突出政绩。“新自由”政策有三大立法行动作为其支柱：其一是关税法案；其二是银行改革；其三是反托拉斯政策。
  对于关税问题，威尔逊始终认为自南方重建后的保护性关税体系是助长托拉斯恶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托拉斯之母”。威尔逊认识到这一方面不利于小企业的生存，同时也人为地减少了同国外企业的竞争，继而损害了工业的发展动力。从对外贸易来讲，保护政策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性的高关税壁垒，这无疑对于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美国企业十分不利。在威尔逊和他动员的国会两院民主党的努力下，1913年10月3日，一个降税面达900多种商品，平均降税幅度达11％的《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终获签署。此举不仅使威尔逊深得进步势力的信任，而且从中受益匪浅的中西部农场主们均表示赞许，就连大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新税法为美国的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国外市场的窗子”。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威尔逊又集中对联邦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攻坚。12月，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又名《格拉斯—欧文法》），从此美国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金融管理体制，尽管并不十分健全，但对于应付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协调经济发展和美国经济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是威尔逊在内政改革方面最为辉煌的成就。
  对于最为棘手的“托拉斯”问题，威尔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直到1914年10月才和国会达成一致，签署了《克莱顿法》。此法确认了商业行为上的“合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