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顺说：“你娘家那个彩霞，还有哪个彩霞，潘二家的，四傻的媳妇，这回清楚了吧？”
  尚进荣说别问了，快到医院里看看什么情况。转身招呼着众人：“走，咱们都看看去。”
  几个人匆匆地到了医院，看见大材和彩霞两个人还血头血脸地躺在门诊室的床上，两个小护士正在那里给他们擦药，包扎。
  潘红莲往床前站了站，看完彩霞，又瞅瞅大材，火急火燎地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打成了这个样？”
  大材闭着眼不说话，彩霞也闭着眼不说话。潘红莲急了，说你们要是都装死，就装吧，我也不管了。看来你们都是吃饱了没事撑的。
  尚进荣站在门口问：“你们俩人没事吧？用不用惊动惊动派出所，把那个李所长叫来？”
  彩霞听见尚进荣说话，就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愤怒地说：“你是村干部，你给评评理，我在路边上摆个小吃摊碍着谁了？他竟然过去给我掀了。店是他们家包的，门口的路还属于锦官城的老百姓吧？地都让你们修路盖厂的鼓捣没了，路边的店又让有本事的人弄去了，俺们一家老小瘸的瘸。哑的哑，总得吃口饭活命吧。你们是不是想看着我们去找根绳子来，扎上脖子等死？”
  大材忽地从床上坐起来，一把撕掉了护士刚给缠好的绷带。指着彩霞说：“你别恶狗先告状。要不是看在瘸子潘二的分上，三轮车我都给你砸了。多少还算是门亲戚，你竟然带着人堵我的店门口。你没地，我就有地了？你想吃饭，我就不想吃饭了？你们家四傻手里还剥削着三个哑巴呢。我剥削谁去？”
  彩霞说：“四傻在我眼里就等于是个死人，你要和四傻比，你也吃喝嫖赌当鸡头坐牢去。”
  “行了行了。”尚进荣呵斥着，“有理说理，有事说事，胡扯一些枝子干什么。”
  潘红莲怒视着大材，说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吗？和彩霞打成这样，你叫我怎么去见二叔。
  “狗屁。”大材说，“你少装大尾巴狼。三巴的事你管好了？不照样让四傻骂得狗血喷头。”
  大材指的是潘红莲自作主张，让尚进东把三个哑巴的钱给存在公司里那件事。这事不仅潘红莲被四傻骂了一顿，就连尚进东也被四傻拦住车头骂了一顿。这件事就一直被大材拿来嘲笑潘红莲。
  在锦官城，只要一说三巴，人人都知道是谁家。锦官城人现在说到潘二家，都不叫潘二的名字，要不就说三巴家，要不就直接用二三四家来代表，二是潘二，三是三个哑巴，四是指四傻，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人人都清楚，就像锦官城的一个通用暗语。不过，人们说到潘二家的时候，还是说三巴家的时候多，大家伸三个指头，就都明白了。
  撕扯了半天，也没分出个里和表来。两个人都赖在医院里不走，让尚进荣给讨公道。彩霞捂着头，看着尚进荣说：“你是干部。我被打成这样，你都看见了。你要是不给处理公道了，说我在那里摆摊子合法，我今天就住在医院里不走了。”
  “不走你就烂在这里。”大材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
  彩霞朝大材呸了一口，说：“我能烂在这里，四傻就能让你烂在你的店里。”
  尚进荣生气地说：“你们一个比一个牙硬，还让不让我管了？不行你们就去派出所，找那个彪子所长给你们处理去。”
  “你不管也行，先去给我们弄块地回来，让我们种粮食吃。你们把地祸害没了，让我们这些没本事做大买卖的人吃什么，喝西北风去？”彩霞忽然把话转到了尚进荣身上。
  两个人打仗，扯来扯去的，没想到最后却把矛头戳到他这里来了，尚进荣觉得有些窝囊。他突然讨厌起这个彩霞来，就厌烦地说：“不是一亩地给你六百块钱补贴了嘛。一颗汗珠子都不用往地里掉，就拿了六百块钱，还不知足？你不算算．原来没黑没白地在地里折腾，一年能打多少粮食？省出来的这些工夫用来摆摊子，是不是挣一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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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里飘着，像一小片茅草在头顶上倒伏着。尚宗仁从绿色的自行车上跳下来，扎好车子，手里拿着信走到她跟前，问她还有谁在家里。
  “有一封从美国来的信，是寄给你的，把他们叫出来给你念念。”尚宗仁晃着手里的信。
  袁大头的娘往前探了探头，瞅着尚宗仁手里的信，瞅了半天，又扬起脸来看着尚宗仁，疑惑着问：“你说信是从哪里来的，美国？咱和美国人不认不识的，谁会写信来。当年美国人没有来锦官城的，来的都是日本人。三九年日本人一到锦官城，就忙着抓人修围子，还杀过好几个人示威。大头他爹和你大爷都是那时候被抓到围子里去的．在那里给他们挑水，劈柴。后来八路偷袭了围子，听说他们跟着走了，一走就没了踪影，末了挣块铁牌牌回来，钉在门框上，连把骨头都没见着。美国人没有来过锦官城的，他们都在城里，盖了教堂，在里头传教。你爹到城里去买货，回来说日本人屠城的时候，不信教的人也都往教堂里躲，街上都传言，说日本人怕美国人，他们不敢跑进美国人盖的教堂里去杀人。”
  尚宗仁拿着信，说信上明明就是写着寄给您的，锦官城还有谁是袁高氏，不就您吗？锦官城就你们一户姓袁的人家。
  袁大头的娘把信接过去，摸了摸，又递给尚宗仁，说：“他们都种麦子去了。要是没弄岔的话，你就给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写来的，省得我心里纳闷。”
  拆开信，尚宗仁看着上头的毛笔字，刚念了个开头，袁大头的娘就急急地把信要了过去。她把信兜在衣襟里，颤抖着伸出另一只手，枯树枝子一样的手指来回地在信纸上蹭着，反反复复地摸着上面的字，好像那些字里藏着谁的一张脸。
  尚宗仁看着她摸了半天，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摸完了，叹了一口气，又把信递给了尚宗仁，说你念念下头说的什么。
  念完信上写的字，尚宗仁的手也抖了。信是小顺的爷爷袁青山从台湾写回来的。他还在信上说，村里的尚一梁也在台湾，当年国民党撤出大陆时，他们被迫跟着队伍一块到了台湾。没想到去了就回不来了。
  袁大头的娘听尚宗仁念完信，先是木头似的坐了半天，然后就放开嗓子，拖着长腔哭了起来。她哭的声音像狼嗥一样飘在了锦官城的上空。听得锦官城人浑身发冷，身上就像三九天被谁泼了一身的冰水。
  尚宗仁手里握着信，也蹲在一边抱着头流泪。他想起他奶奶临死的时候，人躺在龙床子上好九天了，就是不咽气，手里一直紧紧地攥着半截子麻线不撒手。从尚一梁的烈士光荣牌钉在大门口后，她手里就一天也没断过麻线，逢人就念叨那个耳朵被她穿了麻线的儿子。她躺在那里不咽气，家里人知道她什么意思，都围着她说：人都没了多少年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您别再念叨他了，安心地走吧。但她圆睁着眼睛，就是不闭。到死也没闭上。
  小顺放学回来的时候，他奶奶还坐在门口的石头上号哭，嗓子都哑了，一圈子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她，七嘴八舌地劝，但谁劝也劝不住她的哭声。小顺从人圈子外头挤进去，看看他奶奶。又瞅瞅木木地待在一边的袁大头，问：“我奶奶哭什么，谁惹着她了？”
  袁大头说：“你爷爷。”
  小顺说：“我爷爷都死几辈子了，怎么还会来惹我奶奶。真是怪事。”
  袁大头一巴掌打在了小顺的头上，叫小顺滚一边去。“乌鸦嘴，没看你奶奶哭。”他骂着。
  头上无缘无故地就挨了一巴掌，小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又没说错什么。小顺红着脸瞄瞄众人，发现一圈人都在那里严肃地看着他。
  二先生手里拿着毡帽子，威严地说：“小顺，以后可不能说你爷爷不在了，你爷爷还好好地在台湾活着呢，今天刚从美国来了信。你奶奶是看见你爷爷写来的信，才哭的。”
  又是台湾又是美国的，把小顺都弄糊涂了。小顺说：“台湾，那不是蒋介石待的地方吗？我爷爷怎么会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肯定是什么人在胡编乱造！门口那个光荣牌不是说我爷爷是打鬼子的烈士吗，年年过年，村里都敲锣打鼓地来给贴对联，还能假了？”
  袁大头抹了一把泪，把手里的信往小顺的手里一塞，说：“上一边放屁去。你睁大眼睛看看你爷爷从台湾写来的信。”
  “也可能是寄岔了。”小顺执拗地说，“信不是从美国来的吗？我们在地理课上学过，地球是一个圆的球体，美国在地球的西面，中国在地球的东面，中间那么远的路，还隔着一个太平洋，尚连民的爷爷又不认识英语，你们想想，有没有弄错的可能？我爷爷要是没死，真在台湾，都去了几十年了，他怎么到现在才写信来。”
  袁大头白了一眼小顺，怒气冲冲地说道：“你知道个屁，快家去给你奶奶倒碗水去。”
  二先生看着袁大头说：“快扶了你娘家去吧。这是好事，快回去想想，抓紧给你爹回封信去，他在台湾这些年，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咱们这边以为他没了，心里还能把他忘了，他在那里，想回又回不来，心里还不天天叫灯头子火燎着一样，想家，想咱锦官城。唉，都是世道赶的。那样的乱世里，打完仗，人不回来，就等于没了，出什么蹊跷事都不足为奇。”
  小顺的爷爷在第一封来信里，并没说尚一梁已经死了，只说当年和他一起从围子里跟着八路队伍走的尚一梁，也和他一起去了台湾。
  几年后，小顺的爷爷从台湾回到锦官城来探亲，尚家人才知道，尚一梁到了台湾没几年，就在那里病死了。小顺的爷爷一直不敢在信里说他死了，就故意说和他失去了联系。
  鬼子来到锦官城后，尚一梁仍然天天去赌博。他爹尚大贵给他养的女儿柳叶死了，他爹尚大贵也坐在他家那三亩豆子地头上死了，但他爹为了贪图几亩好地钱，给他娶回来的那个痨病女人，却还半死不活地活着。尚大贵死后，尚一梁索性更放开了手脚，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把家里的地赌掉了一半。他娘边榆叶觉得这个儿是彻底地没指望了，再让他这样赌下去，他爹置办的几十亩地，早晚会被他赌个精光，就把剩余的地都给了二梁和三梁。不给地，尚一梁照样从天明去赌到天黑，他拉着母亲穿在他耳朵上的那根麻线绳，眼睛盯着母亲，声音平静地说：“什么时候这根麻绳上长了草，我就什么时候不赌了，你慢慢熬着吧。”
  尚一梁是在去赌博的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去的。他拉着耳朵上那根麻线，声音平静地给母亲边榆叶下完最后的檄文，然后转过身，故作轻松地出了家门，往赌场走去。不用看，他就知道母亲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后背在怎么打哆嗦。走在路上，尚一梁看着路边的树，看着树上飘落下来的叶子，再摸摸耳朵上的麻线，想想母亲的狠毒，一时悲愤交加，觉得自己竟然活得不如一棵树，树还能在春天里自由地发芽冒叶，在风里随便地摇晃呢。想到这里，他眼里的泪就潸然而下了。十几年来，他横竖也没弄明白，在父母的眼里，儿子一辈子的生活，怎么就没有几亩地重要呢？所以每次往赌桌前一坐，他都会咬牙切齿地想，你们不是觉得地是命根子吗，那我就去挖断你们的命根子。
  因为赌博，他母亲已经恶狠狠地在他的耳朵上反复穿了三次麻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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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腾腾地走到半路上，尚一梁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想象着他母亲站在门前，被他气得打哆嗦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冷笑了一声，从心底里冒出了一股子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感。正悲壮着，他就看到了两个鬼子兵，平端着刺刀，赶着一群人朝他走过来。尚一梁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斜着身子朝路边靠了靠，想让他们过去。一群人走过他身边后，一个鬼子兵站了下来，用刺刀指了指他，又指了指人群，然后朝人群扬了扬下巴，意思是让他也跟着走。尚一梁看看日本人手里的刺刀，刺刀刃在太阳底下放着锃亮的光，亮光刺激得他眼睛难受。他没反抗，就走进了人群里，问走在后边的袁青山：“这是干什么去？”
  袁青山说：“日本人要修围子，挖壕沟。”
  修了三个月的围子，挖了两个月的壕沟，袁青山和尚一梁都被鬼子留在了围子里，给鬼子挑水，劈柴，做饭。两年后，八路军要攻打围子，找到袁青山和尚一梁，想让他们在里面给八路军当探子弄情报。袁青山有点害怕，他看见过日本人杀人，一刺刀劈下去，枪子都不费一个。尚一梁摸摸耳朵上的麻线，想到他母亲的狠毒，他把水罐子往青石铺的井台上一蹾，说：“当就当，谁怕个狗日的，大不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