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秘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戴高乐想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奉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是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一九六五年夏，李宗仁却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曾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的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找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我也是”吃力得不得了“。
  和这些年轻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落叶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是受他的”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想祖国在他自己贵党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向”党“？”党“在何处呢？”总裁“？”黄埔系“了”CC系“？”政学系“？汪系？胡系？太子系？……究竟应该向哪一位”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大家一丘之貉，半斤八两。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向”主义“尽节？孙总理不是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个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发现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谐，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之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郭德洁略有积蓄，亦雅善经营。在五十年代中，美国经济因朝鲜战争而复苏，股票市场甚旺。郭夫人以小额投资，亦颇有斩获。据她告我，她在股票市场中，有时还”买margin如呢“！
  笔者生财无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买margin“的真正步骤，只知道那是有相当风险的”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之一种罢了。不过”艺高人胆大“，她在六十年代初的小额投资亦颇有亏损。不过那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
  可是郭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个晴空霹雳了。
  一九六四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迳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郭德洁原是一位美人，衣着一向整齐清洁。她虽不浓粧艳抹，但是淡淡梳粧薄薄衣；虽是半老徐娘，犹自仪态翩翩。纵在身罹绝症之时，仍然轻颦浅笑，不见愁容。英雄儿女，硬是不愧为顶呱呱第一夫人。
  她在真正的”年方二八“——十五虽有余，十六尚不足的豆蔻年华，便被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李旅长，在桂平县的城门楼上，居高临下地看中了。他原是和一位”拍马屁的营长“，躲在城门楼之上，好奇地偷看美人的。可是”一看之下，便再也忍不住了！“（这句话是李公乘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时，和我一起烧”火锅“时，亲口含笑告我的。）因此将心一横，停妻再娶，郭美人便是李旅长的”平头“夫人了。
  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儿，出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那时革命风气弥漫，小学生是常时”出队“游行的。在这游行队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虽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丽质，心性聪明，年未满二十，便着长靴、骑骏马，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随军北伐了。北伐期中的第七军，真是所向披靡、战功彪炳。那穿插于枪林弹雨之中的南国佳人、芙蓉小队，尤使三军平添颜色。
  郭夫人告我，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里的孙夫人和黄天荡中的梁红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民争睹丰采，也真出尽风头。她军次我们安徽芜湖时，曾往”孙夫人庙“祭奠求籖。籖中寄语，这位不系明珠系宝刀的刘先主娘娘，竟要与我们将来的代总统夫人结为姐妹呢！
  郭德洁也确是一位聪明人。她虽连广西落后的国民小学也未毕业，但是从”旅长娘子“做到”第一夫人“，言谈接应，均能不失大体。在纽约期间，我看她与洋人酬酢，英语亦清晰可用。笑谈之间，不洋不土，俨然亦”威尔希莱“式的中国留美夫人焉。
  我知道她很敏感，因此每次有洋客来访时，我如是翻译，我总介绍她为”麦丹姆“，而避免用”蜜赛斯“。本来嘛，宋美龄既然一直是”麦丹姆“，郭德洁为什么一定要做”蜜赛斯“呢？所以每当我介绍”麦丹姆“之后，我总见她有一点满意的微笑。
  我们的麦丹姆，平时也是很有精力的。烹调洗浆之外，开着部老林肯，东驰西突，随心所欲，她那土老儿的丈夫，只好坐在一旁，听候指挥。……可恨造物不仁，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顿罹痼疾；和平安乐的李府，不出数月，便景物全非！
  一九六五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
  我凄然反问：”德公，您今后作何打算呢？！“他说他太太已不能烧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他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开餐馆，我想他们不久将要搬往瑞士去住了。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一次的晤面，今日思之，仍觉十分凄侧也。
  那时——一九六五年——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乱的年份。图书馆内杂事如毛。我周日工作繁忙，是断然没有工夫回家午餐的。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几天之内，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餐后正拟闲坐休息片刻，突然门铃大响，有客来访。开门竟是郭德洁夫人，含笑而来。她虽然有点清瘦，然衣履整洁，态度谦和，固与往日无异。
  李夫人没有事前打电话，便翩然来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使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我们问她何以突然光临，她说是她儿子志圣开车送她去看医生，路过我处，所以顺便来看看我们。志圣则因无处停车，只好在车中坐候，由她一人单独上楼来访。
  她看来不象重病在身，和我们亦如往昔地有说有笑，谈了个把钟头，才依依不舍而别。这是我夫妇和她的最后一晤。两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郭夫人此次来访，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也是永诀了！
  天下就有这等巧事吗？我至今一直在想。我这个绝少回家午餐的人，就回来这么一次，却正好碰着她前来辞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她一去，我们就从此永别了！
  十二、归国后的余波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我于下午工毕返寓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自苏黎世的来信。一看便是李宗仁先生的笔迹。信是给我的，里面却写着”德刚、昌度两兄“。他说近年来身体日颓，加以妻子病重，午夜们思，总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就离开”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
  信中又说年来致力国民外交，希望中美早日和好——李氏在返国前数年，曾与战前中国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数度联名致书《纽约时报》，倡导台海罢兵，中美和好——谁知却隔阂日深。自觉无能为力之下，所以就决定”重返新中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娣娟“，我们的友谊将不因人处两地，而稍有区别云云。
  此时胡昌度不在纽约，我接信后未经他过目，便直接交到哥大去了。因为李公一去，我们将如何处理这宗百万言的回忆录呢？
  正当哥大上下会商对策之时，纽约各报与电视，已同时以头条新闻报出了七月二十日李氏专机飞抵北京的消息，接着便是毛、周等欢宴的场面。举世哄传，这位过了气的”李代总统“，旦夕之间，又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新闻记者搜寻之下，我们这部百万言的《回忆录》，居然也成了当时的重要新闻。
  这时在纽约与李宗仁先生一向很接近的人，最感紧张的莫过于甘介侯先生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各报并盛传在李家经常出入的还有几位”共产党员“。此时正是美国害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为追寻共党，麦加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恐惶尤甚。
  原来当国民党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失去中国“的责任，庶几以”通共卖国“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反咬一口，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套甘某入彀，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这样他们的政敌，就要鎯铛入狱了。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未入圈套。但是身在虎穴，又已冒犯虎威，欲摆脱干净，谈何容易！
  甘氏告我：某次一位贵妇在游泳池内，对他以重利相诱，甘氏婉却其请。她恼羞成怒，两眼一瞪说：”甘博士！再不听话，将见尔于六尺地下！“
  甘介侯一个穷光蛋，慢说六尺，三尺他也就够受的了。惶恐之余，最后还是李宗仁出资，以一百元一小时的重价，雇请律师，以”外交特权“为护身符，而幸免于难。
  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则是对艾森豪总统的有辱君命。
  据李宗仁告我，某次艾森豪的幕后大员、纽约州长杜威，约其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