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十月二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七月二十六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九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蒋先生最后一次来穗，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我们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曾向我建议，要我请蒋先生吃饭。
  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此次他劝我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我和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我说：”骝先兄（朱家骅），客我是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朱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朱家骅替我约好了，我便在迎宾馆宴请蒋先生，并约党政军高级人员作陪。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先生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先生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我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殊使我看不惯。窃思蒋先生时时自炫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我所备的广东菜，依照蒋先生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先生的许多随员中，我看到蒋经国在里面穿穿插插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经国前来吃饭。我问蒋先生说：”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说：”不管他吧，我们吃我们的。“终席未见经国出来，我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监厨。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在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联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他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驶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非常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冻死。好在使馆是有治外法权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于难。“
  我又问：”后来你用什么方法回到中国呢？“
  他说：”化了装，混入大使馆的专机飞回的。“
  其实他在苏联时早已加入共产党，为稍留心时事的人们所周知。但他回国之后，并未宣布脱离共产党，故特意对我撒谎，以掩蔽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以经国与蒋先生的关系，斯大林如不让他回国，而他居然能溜进中国大使馆，并化装潜上飞机，逃回中国，那么以效率出名的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也可关门大吉了。忆民国二十九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将参谋，奉命到鄂北第五战区视察苏联军事顾问工作成绩时，曾告诉我说，他与经国乘同一飞机回国，首途之前，经国曾蒙斯大林召见，并赠以手枪一枝。我说：”你何以不被召见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见的资格。足证经国是在对我撒谎。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三）
  广东保卫战发展至十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共军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大庾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十月七日共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的曲江，沿北江及粤汉路南下。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东江已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械弹两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蒋先生始循人民团体之请，敷衍面子，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在黄埔上岸，共军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不久，竟索性全部调往台湾去了。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