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一月二十一日以后的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写为“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己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作“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原先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策略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不过这批人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所以他们如果能转而支持我的话，我就可以推动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共增加压力，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可是我这一想法，未几便证明完全破产。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不特此也，中共这时的统战反较前更为活跃。李济深在亲共的左右包围之下，已离港赴平，参加中共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试探中共对我谋和的反应，我又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此时的“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①＇①原稿是刘仲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救国日报》在报道“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时说：“随机同往者，有代总统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可见，此处似为刘仲华而非刘仲客。—编者注＇，立委黄启汉也要求随机前往，我也特准了。后来的新闻报道说他二人是我的私人代表，实是误传。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乃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方案。原电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轻，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