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别廷芳这样私定法律，随意杀人，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的人看来，或嫌过分。殊不知在举世扰攘、政治不上轨道的中国，人民也是被迫而自卫自治，实情不得已。像别廷芳这样的人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无奈抗战前河南省省主席刘峙对别氏便蓄念诛锄，屡召廷芳往开封，廷芳皆不敢去。徐州会战后，我方主要战略是发动全盘游击战，像别廷芳这种人正是政府所应当鼓励的。蒋先生在汉曾电召别氏一晤。廷芳因知许多中央大员不满意他，不敢贸然前往。因为按战斗序列，他的游击队属五战区指挥，所以他特地到宋埠来看我。我劝他速去武汉晋谒蒋先生，并担保其无事，别氏才欣然就道。
  后来豫南会战时，我到南阳，别氏再度来谒。我命令他率精锐民团配合国军作战。廷芳竟动员民兵七千余人与国军并肩作战，颇有战果。我亦曾明令奖勖。
  此后不久，别廷芳忽得脑充血症而死，年不过五十七八岁。廷芳一生廉洁，幼时家中仅有三亩地，死后遗产仍是三亩地，也可说很难得的了。
  我在老河口前后住了五年，虽然戎马倥偬，军事指挥之外无暇兼及他事，然所见所闻，对我国的贫弱又多了一番了解。老河口和随、枣一带为鄂北最贫瘠之区。据说民国以来，省级官吏中尚无厅长级的官吏曾到此地区视察过。
  民国三十年宜枣会战后，民间已一片糜烂。不幸大兵之后又继之以凶年。我生于贫瘠的广西，然生平尚未见过此种情况，真是骇人听闻，真所谓饿殍载道，人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三十一年夏季，老河口酷热难当，白昼树叶被晒得卷了起来，夜间也不能入睡。当地居民便建议说，离老河口约六十里地的海山为避暑胜地，战前外国教士在此建有洋房十数幢，专为避暑之用，劝我前往避暑数周。我本人初无此意，因为半生劳碌，尚不知什么叫作“避暑”。此次在众人力劝之下，老河口实在太热，战局也比较稳定，因此忙里偷闲，前往海山小住。我们一行数人自老河口乘车出发，至海山山脚乘滑竿上山。行才半途已觉清风徐来，暑气全消。山上果有洋房十数幢，主人都避战回国，我们遂权充游客，择屋住下。山上林阴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这才尝到所谓避暑的乐趣。
  老河口附近除海山外，还有武当山一名胜。据说明朝皇帝曾封武当为五岳之王。为便利权贵来朝拜，朝廷曾耗了七省钱粮，以十三年的时间，自均县至武当山沿途造了一系列的宫殿。这些宫殿画栋雕梁，外饰以琉璃瓦，美轮美奂。四五百年来历经沧桑，诸多损毁，然大体上都还完整。当时凡自重庆来五战区视察的大员都要前往游览。我本人如有空总陪他们同去，所以五年之内曾数游武当山。见那层峦叠翠之中，宫阙如云，确实很壮观美丽。这也可算是炮火丛中的一点雅兴。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八章：汉中行营期中对战后局势的预测
  （一）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九月，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汉中行营是一所新成立的介于中央与各战区之间的军事机关。表面上的职权是负责指挥第一、五两个战区，后来中央把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划成第十战区，所以汉中行营也就直辖三个战区了。
  汉中行营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的职权。各战区作战一向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汉中行营设立之后，此指挥系统并无变更，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所以这一机构似乎是蒋先生专为我一人而成立的。目的是把我明升暗降，调离有实权的第五战区。
  前已言之，蒋先生生性多疑而忌才。他见我在第五战区与部队的感情十分融洽，深受部属的拥戴，至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但是抗战六年，我第五战区可说是战绩辉煌，蒋先生实无适当借口把我调职。所以他唯一的抉择便是成立一个位尊而无实权的新机构，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
  蒋先生此举用心所在，我当然洞若观火，然亦深合我意。因为六年来戎马倥偬，案牍鞅掌，个人也很想得机休息；加以功高震主，无端招忌，倒不如暂时减轻一些责任为愈。因此，中央明令发表之后，我反觉浑身轻松，即赶忙准备交卸，并派参谋长王鸿韶前往汉中筹备行营成立事宜。我本人则俟继任人到职后，再行离去。不久，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随员数人，自重庆乘一小飞机到老河口来接事。
  刘峙原是我多年老友。回忆我于民国十五年夏赴广州策动北伐时，刘氏正任第二师师长，曾以“四校同学”关系设宴为我洗尘。席间，刘氏起立致欢迎辞，并请我演讲。这是当时广东的风气，无论大小宴会，宾主双方都要起立演讲。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印象很深。
  北伐期间，刘峙第二师尚有战功，他本人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但是在抗战期间，刘氏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每每不战而溃，颇受时论指摘。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刘氏之才最大不过一位师长，过此即非其所能胜任。第二，便是因为官做大了，习于享受，再不愿冒矢石之危了。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当时在中央做大官的人，生活都趋于腐化，精神难以振作，统兵治政的效率自然就差了。
  从第一战区卸职后，刘氏受任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官尊事少，益发耽于宴乐。他在重庆并纳一新欢，藏之金屋。但是他的夫人却是一性悍善妒的女子，而刘氏又偏偏是个闻狮吼而变色的将军，以致闺房之内，斗争无已时。刘夫人曾为此向蒋夫人哭诉，请求主持正义。此事在陪都尽人皆知，传为趣谈。此次刘君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正可远避雌威，忙里偷闲了。
  刘氏来接篆时，见司令长官部设在老河口市区之内，便有惴惴不安之感。他首先便问我，老河口的防空情形如何。我说，我的长官部虽在城市之内，究竟位置偏僻，屋子很小，而且四周都是菜圃。敌机纵使找到目标，也不易命中。所以敌机来得多了，我就到菜圃里面走走，以防房屋被震倒。敌机如来得不多，我就不管它，谅它也炸不着我。
  这位好好先生的刘峙闻言大惊，说：“那怎么靠得住？我听到空袭警报，脚都软了。”他又问我，你看长官部有没有别处可迁。我说，离此地五里路有一小镇杨林铺，是五战区前干训班所在地，可以作长官部，不过交通系统重行建立起来就麻烦了。刘立刻说：“你能否派人马上带我去看看。”我便亲自陪他到杨林铺。该地原有一小学，地方尚宽敞，空袭时的目标也不大。刘氏虽觉此地比市区好些，然仍嫌目标太大。且此地亦在襄河东岸，面对敌人，显然是背水为阵，有欠安全。我说，那你就自己斟酌吧。再不然，你可迁往襄河西岸，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草店，便再安全没有了。我离开老河口之后，刘峙立刻便把长官部移到杨林铺。不久，果然又移到草店去了。
  刘峙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真令人惊异。其人也，生得肥肥胖胖；其为人也，老老实实。真是“庸人多厚福”的典型代表。
  在老河口时，我将五战区的情形对刘峙详细解释，交代清楚后，便率原长官部全班人马，首途赴汉中。不久，刘峙的特务营及其长官部官佐夫役也已到齐，我所留下的少数炊事兵、传达兵和卫兵也就离开老河口，来汉中归队了。据这些最后离开的卫兵、杂役人等说，这位新长官胆子实在小得不得了。有的竟笑着说：“刘司令长官夜里起来解小便，还要两三个卫兵陪着呢！”
  据说自我离开之后，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派头便不一样了。我的生活一向是极其简单朴素的，随从人员亦极度平民化，官兵与驻地商人、农民相处极为融洽。外来人每不知我的住处便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刘峙则不同。他本人极讲究场面，侍从人员烜赫，衙门气息极重。长官部四周的农民莫不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哼！”
  由这些方面观察，我才知道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弛实在是相沿成习，所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这种部队，如何能打仗呢？
  据说当刘峙接掌五战区时，敌方广播便奚落他说：“欢迎常败将军来老河口驻扎！”果然，我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敌人便发动攻势，一举攻占老河口与襄、樊。刘峙指挥无方，无力反攻，该战略据点遂为敌人所占领，直至抗战胜利才重归我有。
  （二）
  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所以其地古迹特多。
  自老河口沿汉水西上入陕，沿途民俗淳朴，多存古风。凡我途经的市镇，绅民都排班迎于道左。有的甚至摆起香案，由穿长袍马褂的年高绅士，双手高举一茶盅，前来双膝跪下献茶。我也只有停车下来答谢，并双手接过茶盅，一饮而尽，然后再登车前进。这是专制时代绅商欢迎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礼节，不图尚见之于今日，风气的闭塞，由此可见。
  在汉中时，我名义上虽然负责指挥三个战区，但事实上则日常待决的事务极少，与老河口的忙碌生活，恰成一对比。日长无事，简直有髀肉复生之感。可是正因如此，我才有工夫对今后中外大局的演变，作一番冷静的思考。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上旬，委员长因为主持第九军分校毕业典礼，亲自飞来汉中，我遂乘此时机和蒋先生详谈今后战局发展的问题，以及我们应有的应付方案。可惜蒋先生竟以余言为河汉，未加采纳。此建议当于第七篇中再详叙。
  我到汉中就行营主任后不久，又因开会而至重庆。此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我国报纸讨论亦至为热烈。当时自称为中国第一流战略家的杨杰氏，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一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认为，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朋友们即持此理来问我。
  我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我说，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此脑筋。
  我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我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我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
  我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至此，两君忽然向我质疑说，照你说的这样做，万一苏联为德国所败，或者斯大林等候开辟第二战场不耐烦了，转而与希特勒单独讲和，则大局不是不堪设想吗？
  我说，这两点倒是不必顾虑，你们未免忽视了苏联潜在的强大力量。它具备了地广、民众、物产丰富的优厚条件，要想彻底击溃苏联，谈何容易！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例，中国无一事不较日本落后，尚且抵抗六年之久，使日军陷于泥淖之中。日本何尝不屡屡试探谈和，中国皆不屑一顾，何况苏联？
  无奈我言之谆谆，这两位英国代表皆大不以为然。尤其是魏亚特将军，和我辩论尤多。他认为头痛应医头，脚痛应医脚，此时不能想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