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规模攻城于九月三日晨三时开始。先由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射城上守军，然后奋勇队携竹梯蚁附而上，不料城内敌人并楚望台、蛇山、龟山上所设置的敌军山、野炮和江中敌舰枪炮一时俱发，火力猛烈之至。我军伤亡甚大而奏功甚小，加以竹梯笨重，墙高水深，我攻城官兵虽奋勇异常，然有的竹梯尚未架牢，官兵已全部牺牲。我亲自督战所得经验，知以我军目前的攻城器材，绝难奏效，徒招无谓牺牲。好在我军在下游已攻占鄂城，第八军自嘉鱼渡江后，也已逼近汉口、汉阳；驻汉口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正和我暗通款曲，愿意投诚。如是则吴军久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日久必然发生内变。我军与其作不可能的攻坚战，反不若坐困的有效。因此，三日晨八时我军停止攻击后，我遂不再作硬攻的打算。
  吴佩孚此时也另作固守武汉三镇的准备。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守备军总可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二人同驻武昌城内，据城固守待援。吴本人则坐镇汉口，调度由北南下的援军。
  九月三日晚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唐生智一行抵达武昌城南的余家湾车站，翌日召集紧急攻城会议。开会时，蒋氏并未分析敌情便说：“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他说话的态度非常严厉，哪里象在开会，简直就是总司令下令攻城罢了。在场的高级将领皆面面相觑，未发一言。我也未便陈述不宜硬攻的理由。大家因而皆接受命令，再作第三次攻城的部署。
  胡宗铎私下问我道：“武昌这样的坚城，限期之内如何攻得下？”
  我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攻不下我们也得应付应付！”武昌城我们己两度硬攻不下，蒋先生还说“敌人立足未稳”呢！不过我知道蒋先生的个性极强，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析无益，我们也只有应付罢了。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个性的弱点暴露无遗。蒋先生这种个性可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嗣后他亲白指挥南昌攻城失败，与武昌之败如出一辙。
  第三次武昌攻城，仍由我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任副司令。一切部署仍按第二次攻城计划实行。蒋总可令另调第一军刘峙师接替第四军在忠孝门的防务。并恳赏登上城垣的，官长二百元，士兵一百元，最先登上的部队三万元。登城的准备完毕时，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五十米至百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带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这些都是蒋总司令明令所规定。
  第三次攻城于九月五日晨三时开始。我军逼近城垣时，敌枪炮齐发，较前尤为猛烈。第七军奋勇队扑攻保安门，该处城垣较高，竹梯甫架，伤亡随之。后缘附郭民房而上，敌军乃以火药包、手榴弹、爆发罐等引火物，自城上掷于已注射煤油的民房，顿时烈焰熊熊，火光烛天。同时敌军机枪野炮火力自空而下，我军伤亡枕籍，仍然无法爬城。
  第四军在通湘门一带的遭遇也约略相同。四军独立团曾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敌方机枪弹如雨下，登梯官兵悉被击毙，无一幸免。牺牲的惨烈，达于极点。此时军中忽然谣传刘峙师已攻入忠孝门，四、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益发奋勇争先，死伤辄至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作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这时蒋氏也感到硬攻无望，我随即下达命令停止攻击，各军暂退安全地区待命。这样遂结束了我们第三度激烈的武昌攻城之战。
  所幸我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在嘉鱼渡江后，此时已迫近汉阳。九月五日，原与我通声气的刘佐龙鄂军第二师正式声明附义，加入革命。刘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之职，自汉阳炮击查家墩吴佩孚的司令部。吴氏仓皇乘车北逃。自河南向武汉增援的吴军也为刘所扼，于汉水中淹毙甚众，不敢渡河。刘部遂于九月六日占领汉阳，七日进占汉口。吴军悉数北撤，江面敌舰也顺流下驶，武昌之敌遂成瓮中之鳌，俯首就擒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六章：进军江西
  （一）
  当我军自汩罗河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曾檄请“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来湘、鄂应援，以便夹击我军。孰知孙氏此时却作坐山观虎斗的打算。意图等待我军和吴军两败俱伤后，一石二鸟，取吴氏而代为华中之主。至于我军，因素为孙氏所轻视，渠如能取吴而代之，则区区华南便不难定了。
  不意我军长驱北进，直如疾风扫落叶，一举而囊括武汉。孙传芳到此才知革命军不可侮，急谋应敌之策。那时我国当代第一流的战略家蒋百里适在孙氏幕中，据说，蒋氏于我军转战汩罗之初，即向孙氏献援吴三策。
  蒋氏的第一策是乘革命军北进和吴军鏖战时，孙氏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进，腰击我军，占领长沙，以断我军归路。
  第二策是待我军进围武汉时，孙氏挥海、陆大军溯江西上，解武汉之围，使吴我两军相持于武汉以南，相互消耗战斗力，然后孙军待机而动。然此二策都未被孙氏采纳。
  其第三策则系将孙氏五省联军的主力向江西集中布防，以逸待劳，以俟我军。此策或系蒋氏三策中之最下者。然吴氏既失武汉，革命军底定湘、鄂，声威大振，孙传芳也不得不采此下策，急速将原驻苏、浙、皖各军集中江西，以待我军来袭。因此当我军方合围武昌，右翼我军担任向江西警戒的第一、二、三、六各军已和孙军前锋发生遭遇战。武昌既经合围，孙军大部也已入赣，敌我江西之战便迫在眉睫了。
  孙传芳虎踞长江下游有年，饷裕财丰，弹械充足，其实力较之吴佩孚有过之无不及。现将孙军实力及其向江西集中前各部驻地，列于下：
  一、江苏之部
  卫队二团：驻南京
  陈仪师八千人：驻徐州
  孟昭月旅六千人：驻南京
  郑俊彦师八千人：驻清淮
  谢鸿勋师万二千人：驻津浦、沪宁线各站
  周凤岐师六千人：驻南京
  白宝山师三千人：驻海州
  冯绍闵师四千人：驻泗阳、邳县
  二、浙江之部
  卢香亭师二万人：驻浙江
  夏超部万五千人：驻浙江
  三、安徽之部
  陈调元师一万六千人：驻蚌埠
  倪朝荣旅一千五百人：驻蚌埠
  马祥斌旅一千五百人：驻南宿
  王普旅三千人：驻芜湖
  毕化东旅二千人：驻寿州、霍邱
  杨光和旅二千人：驻邳县
  彭德铨旅二千人：驻皖境
  杨镇东旅千余人：驻皖境
  颜景宗旅三千人
  张中立旅二千人
  张国威炮团一团山野炮十门
  四、江西之部
  邓如琢师七千人：驻南昌、九江
  唐福山师五千人：驻萍乡
  蒋镇臣师五千迫击炮四门：驻吉安
  刘室题旅二千人：驻鄱阳
  赖世璜师四千人：驻粤、赣边境
  杨如轩师二千人：驻赣州
  杨池生师二千人：驻三南
  张凤岐旅三千人：驻万载
  陈修爵部一千余人：驻宁山岗
  五、福建之部
  周荫人师：驻福州
  李生春旅三千人：驻福州至延平
  刘俊旅三千人：驻延汀
  炮兵团千余人：驻延汀
  孔昭同旅四千余人：驻漳泉
  苏埏旅三千余人：驻延建
  蒋启凤旅二千余人：驻泉州
  卫队旅三千人驻：福建延平
  吴大洪旅：驻泉属
  张毅师六千人驻：漳、龙（漳州、龙岩）
  李凤翔师三千人：驻汀、龙（汀州、龙岩）
  张庆昶旅三千余人：驻汀州
  林忠陆战队三千余：驻马尾、厦门、东山
  王麒旅二千余：驻云浦
  何麓昆部一千余：驻建瓯
  上列各部队中以卢香亭的第二师、谢鸿勋的第四师、郑俊彦的第十师战斗力最强，为孙军的中坚部队。
  孙传芳既决定对我军作战，乃将所部二十余万人分为五方面军。除在闽的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外，余均在赣。（此项部署系我军于箬溪大破孙军后，自掳获的敌人秘密文件中所获悉的。）
  孙军第一方面军以原驻江西部队编成，任邓如琢为总司令。所部第一军为唐福山、张凤岐部，在樟树。第二军为蒋镇臣、谢文炳部，在新淦。第三军为邓部第一师，在南昌。第四军为原滇军杨池生、杨如轩所部，在永丰。
  第二方面军以郑俊彦为总司令。自南浔路南段集中，向湘、赣边境萍乡一带前进。
  第三方面军为卢香亭部，在南浔路中段。其主力数万人在德安、涂家铺、武宁一带。
  第五方面军总司令为陈调元。所部有王普、刘风图等旅，在武穴、富池口、石灰窑等处。全军号令森严，声威殊盛，各军战斗力也都不在吴佩孚各军之下。
  （二）
  我方进攻江西的战略部署分三路东进。以第一、二、三各军为右翼，由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二军由赣南的吉安一循赣江北进，第三军由萍乡出高安，第一军的第二师由铜鼓经奉新东进，均以南昌为目标。赣南之敌杨池生、杨如轩所部，因实力较弱，故由新近附义的赣军赖世璜部加以解决。
  我军中路由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担任，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以截断南浔铁路。
  我第七军则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捣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并向左警戒长江江面和北岸敌军陈调元所部。
  我军入赣部署既定，蒋总司令乃于九月十日前后，亲至南湖七军军部告我，并颁发命令调第七军克日入赣，将武昌围城任务交第四军接替。但此时我军饷糈、被服等接济俱由广西征发而来，现已届秋末冬初，后方接济尚未送到，行军殊有困难。我遂将此情况报告蒋氏，蒋说：“我叫俞飞鹏立刻送十万元’五省通用券‘给你暂时使用。”俞飞鹏是北伐军的兵站总监。不久，他果然送来数大箱“五省通用券”。这是我七军在北伐途中第一次收到的中央方面的接济。不过我当时尚不知“五省通用券”为何物，中央财政部也未明令通用。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也只得暂时收下。到我军进入江西后开箱使用时，才发现全是五十元和百元大票。我们既未使用过，人民也闻所未闻。当时物价很低，纵使人民愿意，也无法接受此百元大票。所幸沿途人民箪食壶浆，十分合作，各地商民团体都自动集合为我军兑换使用，粮饷才不虞匿乏。
  我军在南湖接到命令后，遂立刻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九月十三日全军抵达大冶。过此东进便是江西边界。大冶城东郊便系一大湖沼，大军东去须乘渡船。如自湖边绕道东进，势非三、五日不为功。我们不得已，乃征调船只东渡，经一昼夜不停摆渡，两万大军才抵达湖东，进驻阳新。后方兵站则往于鄂城、黄石港和石灰窑一带长江南岸的小市镇。
  自阳新东进，又有小河两道不能徒涉；大军通过，势须架设浮桥。工程也相当浩大，势非三五日不能竣工，我便命令全军在阳新暂息。同时派出“差遣”三组，化装平民，偕土人向武宁方面侦探，以便和第六军取得联络。因我在大冶时已接得总司令部“通报”，知程潜的中路军己占领修水、铜鼓，现计时应己占领武宁了。
  三组联络员派出不久，便有两组相继回报说，武宁有敌人盘踞城内，他们不敢入城，至于第六军却“不知所终”。我得报至为诧异。然那时我们的无线电又失灵，普通电话更是鞭长莫及，各方联络全失。友军何往，以及全盘战况若何，直使我如堕五里雾中。
  就在此时，我忽然接到武汉方面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和武汉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三人的联衔急电。大意是说，据报敌海军已溯江而上，将在黄石港登陆占领大冶，企图解武昌之围，情况紧急之至，要我克日回师大冶，以对付该地之敌，而减少武汉的危险。当军部尚在研究这电报时，我军留驻黄石港的兵站分监曾其新忽打紧急电话来报告说，敌人已在黄石港登陆，显系陈调元军的王普、马登瀛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