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伐，我第七军的动员计划是抽调十二个团，由我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八个团则留守后方，由党代表黄绍竑指挥。如我前线兵力不够，则随时可抽调开往增援。谁知出师后，所向披靡，后方留守部队并未动用，我们已打到南京，此是后话。
  兹将我军参加北伐部队番号及编制列如次：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党代表：黄绍竑
  参谋长：王应榆
  政治部主任：麦焕章
  第一路军指挥官：夏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李明瑞
  第一团团长：陶钧
  第二团团长：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夏威（兼）
  第三团团长：俞作豫
  第四团团长：李朝芳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兼）
  第九团团长：陆受祺
  第十四团团长：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周祖晃
  独立第一营营长：李少杰
  炮兵营〔辖三连）营长：罗传英
  工兵营（辖三连）营长：马典符
  兵站分监：曾其新
  通讯大队（辖三连）大队长：覃连芳
  我第七军中编制的第一路、第二路，实即其他各军中的师长。所不同的，师长仅能指挥其本师官兵，我们的两路指挥官则视环境的需要，指挥或多或少的部队，不受建制的约束。
  综计北伐初期，我军参加战斗的官兵约二万余人。七生的五德国克鲁伯厂制管退炮四门，七生的五日制架退炮两门。此种山炮尚系清末张鸣岐任两广总督时所购，原有二十四门。辛亥革命时，王芝样带十二门到南京，两广尚存十二门。民国五年讨龙之役，林虎夺得数门，嗣后辗转为我军所有，也已历尽沧桑了。
  我军每团有一机枪连，每连有德制水凉重机枪四至六挺，故八个机枪连共有重机枪四十余挺。通讯大队共有三连人。一连随军部，两路指挥部各有一连。军中各单位间的通讯全凭电话。这时被复线极为有限，一般通讯全凭舶来品的铁丝线，军和军间的通讯却利用无线电。总司令部发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旧品，笨重不堪，随军移动时，需十六人分两班抬运。机件故障时常发生，实不堪使用，然又弃之可惜，成为行军时的一大累赘。
  我第七军除战士之外，尚有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时余妻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抛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
  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
  （二）
  我在桂林，为着部署本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中，我军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我本人乃于七月六日离桂林，取道黄沙河下衡阳。这时前线我军已捷报频传，正向长沙挺进中。
  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五月中旬已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唐调尹团赴醴陵协防。不久，唐有衡山退守衡阳，钟祖培旅长乃亲率周祖晃团，于五月二十八日开抵衡阳增援。尹承纲团也返抵衡阳，归还建制。
  当此之时，吴佩孚在南口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甚急。北军精锐尚在京汉线北段，湖南攻唐之师系赵恒惕部的湘军。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指挥对唐战事。另调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节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并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陇，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另以湘军刘铏、贺耀祖两师进逼唐生智的左翼。大军三路而下，气势极旺，衡阳岌岌可危。唐生智见情势阽危，乃一面派员向叶开鑫诡提和议，以缓敌待援；一面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祁阳、永州移动，拟于必要时退入广西。另一面则预备且战且走，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布防于萱州、樟木至店门之线，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布防于洪罗庙、金兰寺之线。五月二十九日，敌军贺耀祖部猛攻何师，情势危急。唐生智乃调我军钟旅向洪罗庙增援，钟旅于六月一日到达洪罗庙，当晚乘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军闻风丧胆，急退涟水北岸据守，唐军左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这时唐军中路在敌人猛攻之下也已动摇，溃败在即，忽闻左翼大捷，军心一振。敌人误以为西广援军大至，乃不敢再攻，战况胶着。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适在此时赶到攸县，将右翼稳定。唐生智见事有可为，乃于六月二日我军大捷之后，正式宣布就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之职。又三日后，中央才正式发表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宣言出师北伐。换句话说，便是我们自动入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然蒋氏于六月五日发表为总司令后，又迟至七月九日才正式就职，其中曲折迂缓的原委，此地也不烦赞了。
  六月中旬，吴佩孚确知两广派兵援湘，遂重行部署。六月十八日吴下令以北军宋大沾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仍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祖、刘铏等部进入湘西。蓝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
  幸而援湘部队我军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及时赶到，开往永丰集中。我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也于七月初行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七月四日我三路大军遂同时发动攻击。北军不支向后溃退，我军三路皆捷。叶开鑫部乃放弃长沙，据守汩罗河北岸待援。我军遂于七月十一日克复长沙。北伐军因此一举成名，全国震动。
  我于七月十五日抵衡阳，时我军前锋胡宗铎部已追过长沙，在汩罗河南岸布防待命。第四军的一部也已越过醴凌和北军对峙中。在我军进攻期中，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已随军至长沙。渠闻我到达衡阳，乃自长沙乘电船来衡阳和我会晤。
  这是我和唐孟潇第一次见面。大家在捷报声中把晤，自然都有无限兴奋。唐氏身材高大，留了一搬八字胡子，和我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他对我仗义援湘，促成北伐，并推荐他任前敌总指挥各点十分感激，一再诚恳地问我，需要何种报答。我说，你现在已经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革命胜利，就是对我的报答了。唐意犹未已，自动的提议说，现在克复地区有几个收入极丰的税局，问我可否推荐数人去担任局长。唐氏此时加入革命不久，头脑里还充满了旧式军阀的想法，他以为我如推荐几个私人去当税局局长，我便可乘机分肥，以饱私囊，这样也可以算是他对我报答的一法了。我当时便郑重地告诉他说，我们第七军里的人才已感奇绌，哪里有人介绍给你呢？唐氏还以为我不好意思直说，嗣后，他又间接地派人来问。我回答说，请孟潇不必如此，我们革命军人是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唐氏才息了心。
  我和唐氏会晤时，曾好奇地问他，此次从湘南撤退，为何不打算撤往广东，而偏欲撤往广西，我说。“广西贫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山，你们退到广西，难道想吃石头吗？”
  唐说：“我退往广东去让谭延辏А⒊糖苯尚凳毡嗦穑俊蔽颐窍喽源笮Α?br />
  我们在衡阳晤谈之后，翌日唐生智和我遂同乘电船自衡州驶往长沙。这次胜利是我们革命军小试牛刀。士气旺盛达于极点。民众情绪尤为热烈，真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概。不久，余妻所率的百余名“女子北伐工作队”也行抵长沙，并立刻展开慰问伤兵、访问民众等工作。簪缨巾帼，相映成辉，对民心士气都发生极大的鼓励作用。
  在长沙，除计划次一步战略部署和参予欢迎大会之外，我对唐生智的第八军也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唐生智是最近加入革命阵营的，军中作风有许多地方仍未脱军阀的窠臼。官、兵界限分明，不共甘苦，不象我军官长士兵打成一片。我军纵是高级指挥官出门，随行卫士也很少。短途便步行，稍远才骑马，极少坐轿。而唐军纵系连长官阶也威风凛凛，不可亲近。一日，我在长沙街上步行，忽然又碰到刘文岛。他坐了一乘华丽的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那时长沙尚未筑有马路，街狭人多，摩肩接踵，拥挤非常。我们徒步的人见到这乘大轿，不期然都向两旁让开，驻足侧目而视。谁知我却给轿子里的刘文岛一眼看到，他连忙弯身向前，大拍其轿杆，要桥夫停下，然后匆忙下轿，向我立正敬礼并寒暄一番，问我到何处去，为何不坐轿子。我说，只是出来散步，用不着坐轿。刘文岛当时在长沙是十分显赫的人物，经他这样卑躬屈节一来，街上围观的市民才知道我便是第七军的李军长。我并非故意表示我的平民化，这只是说明两军作风之不同而已。我们第七军自始便是一支平民化的军队，虽然我们纪律严明，军令如山，但是平时官长士兵则生活在一起，大家如兄如弟，不拘形式。正如汉将李广的部队，“随水草而安”，不务繁文缛节。但是当时的第八军，乃至所有的北方部队，都爱讲排场，摆门面。至于作战能力如何，则又当别论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三章：长沙会议
  （一）
  在我军占领长沙之前，全国各地认为我们的北伐不过和中山先生昔日的北伐大同小异，最多又是一次湘、粤边境的小战事罢了。不仅北方军阀如此看法，即广州中央不少军政大员对胜利也殊觉渺茫而一再迟疑观望。但是当我七、四两军入湘援唐的部队迭克名城之后，全国的观感便不一样了。首先，中央军政首脑对胜利增加了信心，蒋总司令于七月九日轰轰烈烈地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七月二十七日蒋总司令也率其第一军一、二两师（当时战斗序列为总预备队）自广州出发北上。到此，全国否界才知我们是倾全力北进，决心和军周作殊死战，与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昊佩牢、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巨头，开始对我们这一新兴势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计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违的地方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通款曲，冀图加入革命阵营。首先来归的，便是贵州的袁祖铭。他声标愿将他的两军改隶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到七月中旬，经军委会核准，遂委袁部师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令率所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袁祖铭本人并受委为北伐军的左翼军总指挥。
  第九、十两军于七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汩罗河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作第二期作战准备。
  这时唐生智和我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我二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当时正传广州中央有人主张克复长沙之后，对鄂采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进攻。唐生智得报，焦灼异常。遂约我联名函陈蒋总司令，详细分析利害得失，坚决主张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张。因先鄂后赣，为湖南当局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计，也极为顺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据此种论断，拟具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解释我们的意见。
  我们于八月九日晨抵衡阳，同行的还各有机关和民众团体代表数十人。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谈，甚为欢杨，唐生智因前线事忙，稍谈即折回长沙，我却和蒋氏详谈。唯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