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本党中央领导机构也极不健全。总理逝世后，独树一帜的西山会议派固不消说，在广州中央方面，汪、蒋等各为私利的明争暗斗，也不足以表率群伦。当时集党政军大权子一身的蒋介石先生，纵横捭阖，予智自雄的作风也很欠正派。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涨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祟智等。胡氏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氏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兆铭去国。汪氏既去，蒋又施展手段，将其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他反共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俄国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这种种都足以说明蒋氏的才过子德，不能服人之心。
  所幸此时我们在广西原是独立发展，然后和广东方面合作的。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是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我们只希望和广州中央精诚合作，以完成北伐，实行主义。并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来消弭广州中央方面的内哄。所以对中央各领袖，都无分轩轾，同样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师。
  （二）
  在广州时，我对共产党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重要的同路人，这时我们都是第一次会晤。当时广州共产党第一号领袖谭平山曾来拜访我。谭是共产党员，却是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是广东人，为人极老实厚道。颇为可亲。周恩来这时也见过，大家握握手而己，印象不深。林祖涵也来看过我，他给我的印象极好，为人老成练达，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物。叶挺此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到军部，故常常见面。叶氏短小精悍，有热情，有朝气。将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说是头一等的人物，可爱可敬。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毛氏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曾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氏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肥头大耳。在议会席上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在广州的共产党同路人中给我印象很深的要算邓演达（择生）了。邓为广东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粤军中服务。讨伐沈鸿英时，渠在粤军第一师中任团长。嗣后赴苏联和德国留学，回国后遂服膺社会主义。此时在军委会中任职，专司军中政治工作。邓氏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无倦容。他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几乎到失常的程度。然邓氏为人极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任事和待人实是可钦可敬的。当时郭沫若也随邓氏来拜访过我两次。郭氏爱说爱笑，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
  大体说来，我当时对广州方面的所谓跨党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坏。他们都勤劳刻苦，热情洋溢。虽然和我们因信仰不同，难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对他们的任事作风是很佩服的。不过广州当时的崇俄风气却使我感觉不满。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概。这种心理其实和洋行大班无异，甚是可鄙，我为此事颇感不怿。所以我对共产党人看重之余，这一点却引为遗憾。
  我到广州后约两星期，俄顾问鲍罗廷特地为我举行一盛大宴会，到中央党政军首长和各团体代表凡百余人。席间，主人鲍罗廷讲了一大套革命理论，并着实把我恭维一番，然后请我发言。我起立道谢，先就鲍氏的话，恭维俄国一番，说俄人仗义援华，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奠立今后中苏的友好，并为解放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先声。接着，我便说当今我们革命根据地有一极不好的现象，各级干部和人民团体负责人都以出入俄顾问之门为荣，稍受青睐便沾沾自喜，四处骄人。其实俄顾问来华助我，实在是发乎道义，出乎至诚。他们并不希望我们的阿谀谄媚。如果我们不了解俄国顾问同志来华助我的初衷，而以洋行大班奉承经理的态度来取媚于俄顾间，反使我们俄国友人助我的一片真诚无法表达。所以我一再强调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俄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远道而来的友邦顾问！”
  我演说的前半段引得掌声四起，宾主均眉飞色舞。但当我说到后半段时，全场便显得沉寂了。那时鲍罗廷的翻译似乎是张太雷，也停止了翻译；场面显然有点僵，但是我仍畅所欲言。主人和其他宾客都知道我是远道而来，并不依赖任何方面的援助，所以对我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笑而纳之，未发生其他的反响，嗣后，胡派和接近右派的同志曾向我鼓掌，称赞，说我所指摘的都切中时弊云云。其实我所说的都是平心之论，对任何方面俱无成见。
  鲍罗廷之外，俄顾问中和我往来最多的便是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身躯修长，为人沉默寡言。关于战略战术，渠都有独到之处，不愧为一卓越的军事家。凡渠所发言，都从纯军事观点立论，极少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确是一难得的人材。听说后来张古峰事件时，他因力主对日作战，被斯大林枪毙，实甚可惜。
  然而俄国顾问团最初派往第七军的顾问马迈耶夫却是一外行。马氏工人出身，对军事并无所知，因他稍谙华语，遂被派到第七军作顾间，滥竿充数而已。后来北伐军到江西，马氏去职，代他的名西干，却是军校出身，曾任军长，在军事上比马氏高明多了。
  大体说来，当时俄国来华的顾问品质都很优良，诚实刻苦，不大说话。日常生活规规矩矩，稍有不慎，立刻便奉调回国。所以他们谨言慎行，较一般中国人更守规矩，故颇受中国人的欢迎。苏联顾问这种作风适和美国顾问成一对照。美国顾问因管束较松，平时言行俱不若俄国人的谨慎，加以他们大半有优越感，言行极为骄纵，一般中国人对他们都有敬而远之的感觉。美国顾问之所以不能深入群众，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
  （三）
  在广州时，我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也经常保持接触。一般说来，印象都不算坏。当时的风云人物如徐谦，也曾来拜访我，我我也去回拜过。徐是前清进士出身，这时已五十许人，高高瘦瘦的身材，背部微驼。说起话来，满口革命的大道理，也颇能使人折服。听其言而信其行，还以为他是个有操守的革命领袖，后来听说他在司法部长任内，滥用私人，一塌糊涂的情形，才知道孔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的重要。
  陈公博此时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和我也常有往还。陈氏生得一表人才，能说会讲，在广州风头甚健。我和顾孟余也曾晤谈数次，顾氏沉默寡言，有翩翩学者之风，办事也极干练。一次，我们自黄埔同轮回广州，顾氏力述土地革命，打倒地主等政策的重要。我便和他辩论，我说北方的军阀现在割据一方，渔肉人民；东西帝国主义仍在卧榻之侧，伺机破坏革命，如此内外大患不除，而奢言打倒地主，恐反增加革命的困难。我们各执一词，无结果而罢。
  吴稚晖和我在广州也是第一次见面。他已是六十左右的老前辈，说话时议论风生，诙谐之至。陈友仁此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渠系海外生长，不谙华语，和我谈话须用翻译。陈氏为人严肃而毫无官僚习气，他的极度平民化的生活和作风，极令我佩服。此外，我还见到革命元老古应芬和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何女士一见到我便嚎陶大哭，痛骂反革命派谋杀廖先生。她对我们在广西的统一工作和拒唐战争都称赞备至。她说，没有你们在广西，广东早完了，廖先生死了，以后革命任务都在你们身上了，说了仍啜泣不已，使我心中无限凄侧。
  在这些党国要人中，给我印象最特别的为孙科。孙氏性好应酬，生活腐化。他在广州市长任内，补发房契，弄得人言喷啧。觉得他只是一位自美国留学回来，学洋派，爱享受的人物。
  （四）
  在广州时，我于一般公私事务之外，也曾留心观察广东方面党、政、军、财的一切设施。当时广东方面，最活跃的中、下级党人多为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徒。而在广西，除梧州市党部为少数共产党渗透外，其他各级党部极少共产党分子掺杂其间。广西省党部中虽有几位委员以左倾自命，然尚无真正共产党人渗透。且黄绍竑自兼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开诚布公，不作左右袒，所以共产党在广西，不能发生多大作用。而中央方面，自五月中旬党务整理案在二中全会通过后，国共两党的权限表面上虽已逐渐划清，可以荀安一时，然前途的荆棘却正在滋长中。
  政治方面，自汪兆铭被迫离粤以后，由谭延辏А⒄湃私芊直鸫砉裾姓嶂飨等ㄔ虿僦罱槭壬蝗酥帧＝壬枥看笕ㄓ谝簧恚戎谕焰冢炙叫挠檬拢醒胝值钠屏眩捣哂谒埂?br />
  至于军事方面，广东原有的粤军和各地来粤的客军，自刘、杨消灭之后，共编成六个军。第一军的基础为前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许去后，蒋自任军长，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初由蒋自任军长，到民国十五年初，由何应饮继任，下辖五个师，共计十九个团，驻防广州和东江一带，谭延辏г绰柿炖丛辆褪车南婢蚋谋辔诙蕴肺ぃし烙诒苯淮蚕剿氖κ牛芍炫嗟滤陈剩纷骼氲牡峋蚋谋辔谌烊晕ぁＯ饺Γ灿邪送哦び诠阒莺退囊匾淮罴蒙钏实牡谒木辆谝痪剿氖Γ灿惺哦の鹘颓硌乱淮罡Ａ炙降那案＞蚋谋辔谖寰蕉Γ舶送乓挥し⒛虾：凸阒莺幽弦淮怀糖彼实牡诹稻退此实南婢谋嗟模饺Γ簿磐哦す阒莞浇捅苯淮?br />
  所以名义上广东六个军共七十一团，实际兵力约有七、八万人，和飞机数架。其编制是“三三制”，亦即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薪饷发给的标准大致是：士兵每名每月十元，班长十二元，少尉排长三十二元，中尉排长四十元，连长六十元（另公费二十元），营长一百二十元（公费一百元），团长三百元（公费二百元）。按当时的生活程度，士兵每名每月伙食费约二元，作战时食米且由公家供给。所以一个士兵的薪饷可以养二口之家。
  以前军队都就所驻之地筹饷。后来朱培德、程潜、谭延辏У嚷士途胱す愣允腔危偷爻镡谩５矫窆哪臧嗽拢骶桓谋辔窀锩孟畈庞晒裾普客吵锇炖怼?br />
  当时军饷的来源，一般统税和钱粮之外，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所谓“禁烟特别捐”实即鸦片税。我国原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未便明征鸦片税，故以“寓禁于征”之意，课以重税，所以名为“禁烟特别捐”。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所谓“防务经费”实即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习，官府禁之无效，乃课以重税。这两种税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公司承包税收。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这种烟捐、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国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想来，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但在内乱频仍，干戈扰攘之际，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
  当时广东六军之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俱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店、团长叶挺、蔡廷锴、黄琪翔等也都是能战之将。该军并自办讲武堂于肇庆，培养下级干部。第四军之外，第一军也是劲旅。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至于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