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
  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
  广东人有“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特点，早已是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你和广东人谈论做生意的心得，他是满腹经纶，但如果你和他讲什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讲什么“政府财政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说不定他们会呵欠连天，并不耐烦地讽刺所有的理论之争都是“三斤猪头得把嘴”。
  在广东的书店里，传授延年益寿、防病治病、营销技巧、职场竞争、升学指南一类实用
  型图书，比其他图书要畅销得多。重实际，轻理论；重行动，轻议论；信奉“千虚不如一实”的哲学。最看不起那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人。这是广东人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
  北京八旗子弟遗风盛行，人人都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满口春秋大义。但说得多，做得少，典型的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而广东人则做得多，说得少，还没等大家争出个高低来，他已经把做好的东西端到桌面上了。人们常说“做学问上北京，做事业下广州”。广东人会生小孩，但不会起名字；瞧人家北方的小孩，还没生下来，已经敲锣打鼓，天下闻名了。
  2003年春，SARS在各地大规模爆发，在广东人看来，这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死了那么多人，对人命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悲剧。广东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如何减低死亡率，但北方学者却浮想连翩，把它与反通胀扯上关系，大谈消费与投资的反向变动，大谈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谈如何“把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还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良性危机”之类的概念，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天赐减速器。说得头头是道，你还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头脑这么灵光。
  高谈阔论，建构学说，从来不是广东人的专长。他们的性格是务实、不张扬，喜欢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在坊间，“讲多无谓，食多会滞”是一句使用率很高的俗语，反映了一种实干精神。
  在研究广东人的性格特征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我相信广东人会很认同故事所包含的哲理。
  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和儿子伊卡罗斯被国王囚禁在一个海岛上。为了逃跑，他们用蜡制成翅膀，黏在身上，打算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不料，伊卡罗斯对第一次飞行兴奋过度，不理会父亲的再三警告，飞得太高，蜡制的双翼被太阳融化，最后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了。而父亲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所以成功地逃出了生天。
  从这个寓言中，我闻到了老庄的气息。老子教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长期以来，广东人把“少说话，多做事”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不过，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在包装和宣传上，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也很零散片面。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你不出声，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暴发户时，他期期艾艾，不知所对——尽管两汉时广州已十分繁荣，至唐宋时代，更成为天子南库，人们用“金山珠海”来形容。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文化沙漠时，他气噎喉堵，无话可说——尽管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闳深，足可以在文化史上自立门户而有余。
  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忧虑，甚至要在报纸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广东年轻人“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原因来了。
  为什么广东人都不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呢？有人归咎于传统教育，广东人从小就接受要少说话，多做事的教育；有人说是性格原因，广东人有文化的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