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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敢反驳她。阿德尔一声不吭地拎起萨宾娜的箱子；科琳娜说她上厕所也不是特别急；舍尔夫觉得自己像受到了训斥一样脸上无光。哈根问莫娜为什么要那么激动，莫娜不屑于回答。但在滚梯上，她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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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脚边的烟头的火光渐渐黯淡了，与此同时，夜色也渐渐变得透明了。我们正在靠近一座城市，城市的上空笼罩着由无数灯火和灯箱广告的反光构成的一口大钟。马达的声音现在小了一些。我斜靠着，想着星星的运动：它们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相互远离，至今仍在不停地相互远离，直到有一天到了时间的尽头。到那时，或者说，在那里，它们在一个瞬间的千万分之一的、绝对寂静的时间里停滞，然后开始反方向运动。
  船在杜苏努伦地区靠岸时已近中午。一只海鸥在摇摇晃晃的快艇前面的一个橙黄色浮标上小心翼翼地收起翅膀，结束了它的长途飞行。丽维娅四处张望着，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但却到处都找不到。我从两扇门之间的缝隙里看着她。莫娜一边翻着她的旅游手册一边念道：“在拜占廷时代，这里的两岸之间有铁链相连，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停泊船只的地方。”没有人对她读的东西感兴趣。码头旁边，一座尚未竣工的酒店已经倒塌，成了野猫和鸽子的家。一种让人觉得口干舌燥的热烘烘的气息渐渐从里面散发出来。丽维娅问欧拉夫：“你看见阿尔宾了吗？　”他没看见我。我仔细倾听她的声音，想听出其中是否有担忧的语气。扬说：“他在里面。”她说：“他需要烈酒。”——没有担忧，只有轻蔑。
  我转过头来。在城市散发出的雾气的笼罩下，阳光显得黯淡虚弱。逆光中，丘陵、楼群和清真寺的剪影仿佛涂了一层透明的水彩。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土耳其年轻女人长得并不漂亮，甚至应该算丑的，但是她们确信自己会生活得很好，这种自信让她们发出光彩。我推开门。我用的力气太大了，丽维娅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她的目光里有一个问题：他喝酒了吗？　而不是“你喝酒了吗？　”——这就是区别。一个身穿绣着金线的迷彩制服的船员逐一跟每位乘客告别，每告别一下就用手指尖轻轻地碰一下帽檐儿。
  我为什么要相信梅苏特呢？　他不过是伊斯坦布尔成百上千酒店中的一家酒店里的一名毫不起眼的门房，艰难地抚养着一家子人。为什么从一个星期以前开始，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哪怕他是在胡说八道？　纳格尔饿了。“杜苏努伦地区的鱼餐馆非常出名”，莫娜说，这次没有再打开她的旅游手册。“我不去，”我说。丽维娅犹豫着是该跟我走还是和他们在一起。她皱着眉头，像在权衡各种理由。她当然是愿意和扬在一起的。每当人们开始一场新的恋爱时，分离总是令人无法忍受，即便以前已经无数次地分离过，即便幸福无非是转化成一些共同度过的时间而这些时间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我替她做了决定：“你和他们呆在一起吧，你帮不了我。我们回程前在港口碰头。”
  有一瞬间，她没能克制住自己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她说：“我不喜欢你自己去做调查。”——“我不做调查，我必须找出一些东西。”
  我试图有系统地沿着街道走，这很困难。这些街道彼此相似，极易混淆。到处是停在饭馆门前的载着鱼和海产品的木制手推车、摆放得满满的蔬菜摊和挂售牛羊肉的肉店，间或还能见到一些卖地毯的商店和一些陈列着皮革制品和工艺品的橱窗。咖啡馆里坐的清一色全是男人。所有的街道看上去都好像是围绕着一个市中心，但是你却找不到这个市中心。到处都见不到广场或者比较高的建筑。我不紧不慢地走着，怀着一种对梅苏特的没来由的信任，像一个逃跑出来的精神病人一样两眼发直地盯着人们。天气很冷，我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这样它们就不会失控。必须阻止它们颤抖，剧烈的、从后背蔓延开来的颤抖，否则别人会以为你病了。一个半大孩子推着一个有轮子的玻璃货柜往前走着，柜子里放满了蔬菜和煮羊头。羊头肉。我从来没见过别人啃动物的头。我倒很想看看那死了的眼睛发出的眼神。
  是不是梅苏特有个线人要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才让我到这儿来呢？如果是的话，我是应该让自己醒目一点还是应该表现得不引人注目，以免引起不相干的人的怀疑呢？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约定碰头地点、碰头时间或者暗号？　疲惫。渴望着像条老狗一样趴在附近一所房子的门道里，一口气睡上二十个小时。我要喝点东西。也许得吃点什么，为了胃。莫娜说得对，这里的鱼看起来不错。饭馆老板冲到门口，站在我旁边，挥动着胳膊：“请进，先生，请进，我们的鱼是杜苏努伦地区最好的。”我刚才只不过是盯着他的货物看了几秒钟而已。“你叫什么名字？　”他搂着我的肩膀，尽管我比他高出一个头。“阿尔宾，”我答道，但用的是美国发音方式。“艾尔宾，我的朋友。”我耸耸肩，扔掉手中的香烟。“艾尔宾，相信我。”我没有防卫的力气。也许他认出了我——根据梅苏特在电话里对我进行的描述：也许他要带我去见什么人，那个人会继续帮助我，告诉我米勒被杀、伊琳失踪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可以消失了，带着或者不带着丽维娅——照我的意思最好不带。如果带着她，我就不能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艾尔宾，你一定得尝尝我们的鱼。”
  屋子的墙皮到处在剥落。天花板上的浅蓝色油漆也在脱落，角落里堆满了硝石。一只霓虹灯管悬在电线上，每次开门，灯管都要摇晃好久。烧焦了的大蒜味，煎肥肉。我在能看见电视的地方坐了下来。电视里正在放一部粗制滥造的连续剧，剧中的男人们还戴着非斯帽①，所有女人都还蒙着面纱。我周围坐的是一些失业者和天亮前就已经捕完了鱼的渔民。他们不是在玩牌就是咒骂政府。桌上的牌有土耳其式的、英国式的和德国式的，被油乎乎的手抓得油光发亮。我要了啤酒和不带水的拉基酒。老板放起了东方流行歌曲，但是我更喜欢那些不得志的歌手们的声音。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四下看了看，在我的邻桌坐了下来，然后打开一份报纸，但却不读。和店里其他客人不同的是，他不是老板的熟人。“我要油炸大虾，”上饮料的时候我对侍者说，同时心里很高兴能借助外语保护自己。邻桌那个男人仔细打量着店里的客人，但却避免和别人有直接的目光接触。可能他从码头就开始跟踪我了。现在，他像我一样对我们俩的第一次接触感到害怕；或者他害怕某个第三者，因为他相信后者会对我们俩产生威胁。一只布谷鸟从手工雕刻的黑森林挂钟里蹦出来报时：一点半。那个男人摇了摇头，表情像一个对难以理解的事情表示惊讶的人。食物上来的时候，我又要了拉基酒。我听不懂他点的是什么莱。他劈头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从头到尾都在讲英语，他为什么认定我是德国人呢？　“您是在问我吗？　”——“对，问你。”——“从德国来。”城市的名字我可不想说。“德国不错，我也在那儿呆过很长时间。”——“在哪儿？　”——“吕瑟尔斯海姆。”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但我没有那份耐心，于是我问：“你认识梅苏特吗？　”——“我当然认识梅苏特，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梅苏特。”——“我叫阿尔宾。”——“伊尔马茨。”一个脸上长着脓包的年轻人给伊尔马茨端来一种白色的汤，汤里漂浮着几块像胶皮似的肉片。伊尔马茨用土耳其语说了几句话，听起来像是在下命令。一分钟以后老板叉给我上了一杯拉基酒。“算我的。”显然，他有很多事情急于告诉我。他一边用汤匙喝汤，一边谈起他自己。伊尔马茨现在正在逃亡中。“一件很蠢的事，”他说。尽管在德国呆了很长时间，他还是没有足够的钱赎出自己，逃避兵役。一回到家，他便立刻被征入伍。本来三个月以后他的兵役就该结束了，但在这该死的三个月里，他的部队被派往库尔德斯坦。所有士兵迟早都得去库尔德斯坦打仗。去年秋天，他的一个堂兄被抓走，后来是被装在塑料口袋里回伊斯坦布尔的。所以伊尔马茨上个周末便没有再回营地，他逃跑了。那是六天以前。五天以前米勒先生被枪杀，这事儿伊尔马茨没有提起。他在杜苏努伦地区的一个叔叔家里藏身。他觉得还算安全。如果他们抓到他，他就得进监狱。土耳其的监狱可不是甜点心．尤其是对于逃兵来说，简直就是地狱。他要试试看能不能从东边的山口到达边境。“在高加索，只要你不想被人发现，就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他的叔叔能帮助他，他的叔叔是卖地毯的，和伊朗的亚美尼亚人有联系。“你是我的客人，”我们吃完时，伊尔马茨说。然后又说：“我们可以去叔叔家里喝茶。我不喜欢呆在街上这么长时间。”米勒在高加索也有生意伙伴。
  伊尔马茨在柜台结了账。“来吧，离这儿不远。”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椅子腿儿歪进一块瓷砖的裂缝里，翻倒了。
  “在街上不要提军队的事情。”
  冷风飕飕地吹着我的脖子。“你对地毯感兴趣吗？　”——“我父亲以前收藏过地毯。”说收藏有点夸张，但他的确在地毯上花了很多钱。我们谁都不想要那些地毯。它们被放在克萨韦尔的阁楼里。伊尔马茨的脚步有点紧张。
  “我们走左边。”他把他的黑色棉帽压得低低的，遮住额头，把皮夹克的领子竖得高高的，蜷缩着肩膀。房屋相互之间靠得很近。街道上方四楼高处的地方拉着晾衣绳，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毛巾和床单。一个女人的声音忽而尖叫、忽而恳求、忽而啜泣。路有个向上的缓坡。我开始出汗。空气中飘浮着烤羊肉的味道。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既没有当地居民也没有旅游者。“我叔叔会很高兴的，他很好客。”在一个如此偏僻的街区，一个卖地毯的何以为生？　“街角右转。”又走了五十米，小巷通到一个小广场，广场旁边是一堵很高的墙，就像过去执行枪决时的那种高墙。“我们到了。”
  伊尔马茨的叔叔住在一幢漆成浅绿色的两层小木楼里。百叶窗和缩进式的阳台让人想起侦探片里那些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的夏日场景。所有窗子上都挂着印染着粉红色花朵图案的窗帘。没人能想到这样的窗帘背后竞然有人做生意。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一座铁皮钟发出“当当”的报时声。站在突然变暗的环境中，我两眼什么都看不见。“等一下，”伊尔马茨说，然后消失了。在房间的另一端，一扇门打开了，伊尔马茨像幽灵一样溜了出去，随手关上门，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我的瞳孔慢慢适应了，开始能够把墙和半身高的货物堆分开。货物堆之间留有过道。听得见的安静，这安静是由几百万根羊毛线制造出来的，它们把所有声音都吸了进去。这是一个堆放碎布片的仓库，可以吸收掉所有声音，甚至叫喊声。我辨别着布片的颜色：红褐色、紫色、朱砂色——深浅不同的血的颜色。有人从隔壁房间给我点亮了一盏廉价的枝形吊灯。在同一时刻，门再次打开。伴随着一阵大笑声，伊尔马茨回来了。笑声是由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胖胖的矮个子男人发出的，他的大髭须一直遮住了下嘴唇。我无法判断那笑声究竟是友好的、恶意的，还是诡计多端的。“这是欧克秦叔叔，”伊尔马茨说，然后他开始换了土耳其语继续说下去，中间好几次提到我的名字。
  “请允许欧克泰叔叔荣幸地欢迎您——德国的地毯行家、梅苏特的朋友——光临他的商店。”我说：“塞拉姆（塞拉姆．士耳其语．意为”平安、和平“，是一句问候语。），”这是我跟莫娜学的。枝形吊灯上的好几个灯泡灯影闪烁，照得地毯上的图案动了起来，仿佛它们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暖风吹拂的草原上的青草和满园的罂粟花织成的。——“我们祝愿梅苏特身体健康。”——青草和罂粟花之间生长着玫瑰、郁金香、百合和银莲，花瓣上落满泛着松绿色光彩的甲虫、玉蝴蝶、珍珠母和红榴石。——“欧克泰叔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