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他恨不能禁止他们买铅笔。
  丽维娅又在抚弄她的头发了，她刚刚通过各种不同的镜头断定光线太暗不适合拍照，船、城市、天空、水面和人都已经消失在一片金黄色的雾霭中。她对莫娜和扬不感兴趣。我很想走到她身边去，但是我想不出任何一句可以对她说的话，连一句下流话都想不出。
  在卖啤酒的柜台前，我又碰到了纳格尔。他靠在柜台上，用手撑着下巴，正在看着柜台后边的那个女人整理零钱。三颗肉疣分别长在她的左侧鼻翼、右侧颧骨和下巴正中上，构成一个三角形，每个肉疣中都长出一撮黑毛儿。她似乎并不急于卖啤酒，也可能她对于自己的丑陋感到痛苦，因而滥用她的垄断地位来羞辱我们。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纳格尔可能会大喊一声吓唬吓唬她。但现在，当那女人终于来招呼我们的时候，纳格尔把我的啤酒钱也一起付了。
  他想知道我这几天对那个米勒的调查是否有什么进展。
  我避开他的问题，给他讲了一些我理不出头绪的细节问题，并告诉他，事情很复杂。
  在我讲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绷得很紧，一会儿又迅速放松，颔骨间发出格格的声音。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思考，也看得出不吭声的思考对他来说特别困难。他喝了差不多整整一瓶啤酒，才挤出一句话：“说到底，不管是你真的经历了那件事，还是编瞎话，其实都无所谓。”
  我夹不住香烟，它从我的手指间滑下去，掉落，在掉落的过程中翻着个儿，最后落在船舱板上，弹了一下，滚到一边去了，有半米多远。燃着的烟头被摔裂，分散成好多小颗粒，散落在船舱板上，仿佛一个陨落的天体留下的残余。我想把它们踩熄，但是在想要执行大脑的这个命令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走出很远了。
  5
  很难精确地重新回忆起那个早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的先后顺序。
  丽维娅从浴室出来，她刚刚用电吹风吹了头发，还涂了唇膏和眼影——阿尔宾非常看重这些。她发现桌上有一张纸条：“我去苏丹酒店了，为米勒的事，阿。”
  她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从房间出去的，没打招呼，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关门的声音。阿尔宾显然是刻意要悄悄溜走的。所以丽维娅的第一个猜测是：刚才的整个故事都只是一种障眼法，因为他想喝一整天的酒而不被指责。
  她看到他的身体在床单上留下的印儿和他放在枕头上的遥控器。烟灰缸里冒出一道细烟，发出过滤嘴烧焦的味道。此外她还发现她的摄影包被打开了，阿尔宾放在桌子上的那部美乐时相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撕开了的空胶卷盒。
  丽维娅试图回忆他是否曾经发抖，这可以作为一条判断的依据。早餐的时候他没发抖。她开始考虑要不要独自出去看点什么，一座清真寺，一片墓地；或者在城里随便转转，顺其自然、不紧不慢地拍点什么。“有些画面比猎物还容易受到惊吓呢，”丽维娅想。
  然后她突然又想起了他奇怪的眼神——那眼神瞥都没瞥她一眼——和他的声音里那种近乎恳求的音调。她对于阿尔宾在撒谎或演戏的怀疑忽然动摇了，她开始相信他真的看到了什么。两个小时以后他就会回来，也许会带回一个谜一样的故事，他想讲这个故事，她想听这个故事。如果他找不到她，他就会开始喝酒，到了明天早上，他会忘记故事的一半，或者一夜之间编造出整整一打不同的版本来。
  给酒吧吧台上的每个不同的邻座各讲一个不同的版本，再给破晓时分带他回家的女人讲一个版本。于是丽维娅决定等他回来。她翻看着前一天从街边小摊贩手里买的那套带有拜占廷马赛克图案的明信片，在一只正从细细的枝条上往下啄嫩枝的孔雀和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的耶稣基督头像之间犹豫不决，那个基督那么悲伤地望着她，让她真想干脆就信仰他算了。不过这张图上还有其他人的眼睛。于是丽维娅决定用那张孔雀的：“亲爱的特亚：我担心阿尔宾已经彻底疯了，我不太肯定。很可能——不，毫无疑问，这次旅行之后我们就会分手，也有可能更早。我很希望到时候能在你那儿住上一阵子——当然，前提是这张明信片比我先到达。我会和你联系的。
  祝好。丽维娅。“
  阿尔宾走出酒店的时候，狭窄、坡度很陡的迪亚特罗大街还笼罩在阴影中。天气很冷，所以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堆里的水果皮、菜叶子、骨头和鱼刺还没开始发臭。附近面包店里刚烤出来的扁面包和甜点心发出的热气暖烘烘地吹在他的脸上。
  阿尔宾看到一幅巨大的图画从遥远模糊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星期六和斯道特。他听到弗兰克太太在第一百遍单调地问：“还要点什么？　”他感觉到母亲骨骼粗大的手把他从装糖果的玻璃罐前扯开，他感觉到无力和愤怒像银制餐具一样被打磨得锃亮——尽管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母亲。
  苏丹酒店门前——阿尔宾说——连一辆警车都没有，大厅里也没有任何激动不安。他本以为会看到经理、负责人和清洁女工们比划着手势跑来跑去，或者蜷缩在沙发垫子里啜泣，同时还会有一个蓄着大髭须的警长正在紧张地寻找着证人和线索但却一无所获。然而事实是：只有门房一个人站在服务台后面，正在填写一份表格，直至阿尔宾走到离他不足两步远的地方，并且咳嗽两声之后意味深长地开口说“我……”时，他才抬起头来。
  “您好，先生，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您想要一个房问吗？　”门房用无可挑剔的德语问道。
  “谢谢，我不需要房间。我来这儿的原因是：我住在大公宫殿酒店……”
  “那也是一家非常好的酒店，您在那里会很愉快的。”
  “我太太和我都很满意。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一个小时之前，我在屋顶平台上坐着……”
  “今天早晨的空气好极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清新的海风，空气中一点烟雾都没有。请相信我，您为您的伊斯坦布尔之旅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间。”
  “您听着，一个小时之前，一个男人在您的酒店早被人枪杀了。是米勒先牛。我在对面看到了，亲眼看到的，为什么您却不知道？　他的女朋友伊琳在场，她现在很可能藏起来了，得有人照顾她，这事您得安排一下。他叫米勒，七楼或者八楼，马尔库斯，伊达，路德维希，路德维希，埃尔莎，莱纳。如果警察来了，我可以做重要的证词。射击者当时肯定是在周围某个屋顶上……”
  “很抱歉，先生，但是我们酒店里没有住着什么米勒先生。”
  “我……”
  “最近一个月以来我们这里都没有住过什么米勒先生，据我所知，未来几天里也没有一个叫米勒的人在我们这里预订房间。如果说有谁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话，那就是我。”
  “我亲眼看见米勒先生在这个酒店、在他的房间里被人用枪打死了，昨天晚上我还和他在一起来着，我希望……”
  “米勒先生不住在这儿。”
  “如果您不立刻叫人到七楼和八楼去看看的话，我就叫警察。”
  “年轻人，如果您想挑衅滋事的话，我会让您叫来的警察在一分钟内把您从这儿扔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平时能毫不费力地顶住一百公斤花岗岩的二十八岁的石雕家阿尔宾·克兰茨的背部肌肉现在却存一个可疑的土耳其门房面前屈服了，他的肩膀耷拉着，个头儿缩短了十厘米，陈列橱窗的蜡像在被烧化时的感受一定与他此刻的感受一模一样：瘫软在由他自己溶化成的水坑，只有硬邦邦的衣服和内部的几根线还在撑着。
  “您知道吗，我本来不想到伊斯坦布尔来，是我太太劝说我来的。后来我也一直不愿意，不过……您结婚了吗？　”
  “结婚二十三年了，我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一个女孩。”
  “那么您了解女人。”
  “您也有孩子吗？　”
  “没有。”
  “很遗憾。不过您还年轻。”
  “酒吧在哪儿？　”
  “左转，然后沿着走廊一直往前走，走到头后再左转。
  如果您愿意，可以先看一眼我们的屋顶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大学和苏莱曼清真寺，也很迷人。“
  “不用了、”
  阿尔宾按照门房的指点和讲解走了过去。
  奥岱洛·苏丹酒店里的酒吧叫“爱尔兰酒吧”，像所有国际性酒店中都必定会见到的酒吧那样装修得俗气而愚蠢。
  左边是一个椭圆形的硬木吧台。每个分隔镶板上都嵌着一个健力士啤酒的商标，不过人们在这儿也能喝到斯特拉和喜力啤酒。一面面与墙同高、印着威士忌广告的大镜子包围着桌子，把桌子和桌子分隔开。这样一来，每张桌子就都有了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在镜子里叠映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无穷无尽的空间，乃至会让胆小的欧洲人产生一种感觉，怀疑有人在他们的饮料里掺了毒药。高凳和长凳都包着红色的皮革。内部装潢师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张也许连一条沙丁鱼都兜不住的薄薄的鱼网，网里放着塑料做的鱼、螯虾、螃蟹和海星。在同样镶了硬木板的墙上，挂着镶了廉价画框的招贴画，画上是绿油油的草地、清亮透明的小溪或者波浪翻滚的大海。这些画下面的署名分别是图拉摩尔、凯勒堪尼或者夏农的凯里克，其中一个署名肯沃尔。酒吧老板看上去似乎在擦拭柜台上昨天夜里留下的啤酒污痕，其实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电视上那个黑人女王带了金环的肚脐上——电视挂在他工作台的上方，没开声音，那个黑人女人正无声地翕动着巨大的嘴巴。清洁女工推动着一台声音很吵的吸尘器正在给棕色的地毯吸尘。
  阿尔宾坐在柜台边上要了一杯双份的波本威士忌，脑子里想着米勒，一口气喝光了酒，然后点上一根香烟，让侍者再给他一杯酒。
  “您认识一位六十五岁左右的、非常胖的美国人吗？　他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
  “当然，您说的是……等一下，他叫什么来着……您说的是马龙·白兰度。”
  “没错，就是马龙·白兰度。”说完这话阿尔宾感到惊讶，自己竟然能如此自然地脱N　说出这个名字，仿佛他真的已经找这个名字找了好几天一样。
  “一个高大的男人，高大而不幸。我们土耳其人很喜欢马龙·白兰度，尤其是《教父》。”
  “他今天早晨被人用枪打死了。在这里，伊斯坦布尔。
  他正在这儿拍一个新片子。“
  “不可能！　”
  “千真万确。就在这家酒店里，我亲眼看见的。他扮演一个走私故事里的钻石商人约纳坦·米勒，B　级片，您有印象吗？　”
  “不，没有。另外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抱歉。”
  “请再给我一杯威士忌。”
  与此同时，我们的火车停在了地下的机场车站。列车员帮助萨宾娜下了车——由于一种很麻烦的踝骨骨折，她走路时拄着拐杖。连斯凡蒂叶都没忘记带任何东西。我们站在那里茫然四顾，谁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走。舍尔夫自称对尼泊尔、哥伦比亚和摩洛哥比对S　城都熟悉，但却从来没有从法兰克福机场起飞过。哈根看上去有些胆怯。就连我们究竟应该乘坐通往A　厅、B　厅还是C　厅的滚梯这个问题，都引起了争论。阿德尔说，开往贝鲁特的飞机一直都在C　厅起飞；科琳娜肚子痛，想先去厕所，又怕找不到我们了；萨宾娜在找直升电梯，因为她抬不动她的箱子。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让我们看明白意思的指路牌，给所有能够设想的需求都各指出了好几个方向。斯凡蒂叶建议抽签，但是谁手边都没有火柴或者牙签。七个学艺术的大学生就这样站在行李搬运工、空姐、度假者、商务旅行者中间，期待着能发生点什么。但是什么都没发生，直到莫娜忽然痉挛般地大叫一声：我们全都疯了！　然后她以一种数学的精确性向我们证明，最有意义的办法是先乘坐通往B　厅的滚梯，因为从逻辑上讲，B　厅应该在整个大楼的中间；如果我们的登机口是在A　厅或者（　：厅，那么从B　厅通往另两个厅的距离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先上到C　厅或者A　厅去而最后证明我们必须在A　厅或者C　厅登机的话，我们就得再走双倍的路。她问我们是否明白了她的意思，是否需要她画一张地图。她反正不知道哪个厅在统计学意义上更有优势，而且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