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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维娅没有搭腔。她喜欢这个比喻。她转过身来，因为这样可以看到他视野中的景象，看到这个有着数不清的清真寺的城市，看到遮棚集市；而从她这边看到的却是倾斜的小巷尽头的大海，目光可以在海面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思想都消失了，仿佛睡眠般温暖。突然——之前她并没注意到什么，也许她的目光在阿尔宾发出评论之后变得锐利了一些——海天交界处奇怪地跃入她左边的视野，似乎比先前近了许多，在那里，一艘船燃烧起来。那艘船已经倾斜，随时可能沉人海中。浓烟仿佛黑色的旗帜向着西南方飘扬。她等待着一场无声的爆炸，至少是火光冲天的一刻。
  至于船上的人有没有危险，或者船上到底有没有人，她没有去想，她甚至没有想到叫阿尔宾一起看那船的沉没。有一瞬间她在考虑要不要到房间里去取照相机，倒不是因为照出来的照片可能卖个好价钱，灾难总是能卖好价钱的，而是因为——说到这里丽维娅停顿了一下，耸耸肩，点上一支香烟——因为有某种东西让她感到异样，有某种东西不对劲。
  当她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她依然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她的那种不安，但不管怎么说，她没有回房间去拿照相机。然后，根本没有什么海天交界处了，也没有什么船，只有一排狭长的港口大厅，在房屋之间间或露出来，大厅的房顶上是一个漆成红白相间横道的烟囱，烟囱里冒出普通的炉烟。说到这里时丽维娅笑了，或者说她很想笑一笑，但还没等真正笑出来，她就停住了，既而摇摇头，因为那种异样感并没有随着场景的改变而消失，相反，却留下一种心里没底的感觉，就像人们忽然之间就看不明白钟表的表盘了，或者把钥匙插进了一扇陌生的房门。
  芝麻面包吃了四分之三之后，阿尔宾走到遮棚阳台上，把剩下的面包扔给那两只海鸥。他知道它们会争夺它。面包屑还没落到地板上，它们的角逐就已经开始了，两只海鸥蹦着跳着，互相发出敌意的咕噜声，细小的舌头像刀子一样颤动。丽维娅在早餐桌边可以清楚地观看这个场面。随后阿尔宾消失在通往人造草坪的路上，估计他是想从对面的某个窗子里发现点什么，比如一个正在穿衣服的女人，或者一个正在打骂女儿的父亲。丽维娅说，直到那时候，她还没有发现阿尔宾有什么变化，就连他的沉默也和往常没什么不同。
  对于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我依据的只是丽维娅的叙述，因为当时我正坐在马克格雷夫勒兰号城际列车上，列车行驶在曼海姆和法兰克福之间，莫娜坐在我旁边。从十分钟之前开始，她就拿着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盯着她那本崭新的旅游手册上的城市地图，但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们将要住的酒店所在的那条街。索引上写着大公宫殿酒店在F5区，但却没有旅行社的信中所说的迪亚特罗大街这个名字。拉马达、男爵、名望和苏丹这几家酒店应该也都在F5区。但在地图上，这块地方却只标了四个蓝色的H（（　饭店）　的缩写）　，而且标得很不精确，以至于对每个H　来说都有两三条街道可能是其坐落的地方。借助地址目录，莫娜确认了拉马达、男爵和名望酒店的位置，但尽管如此也仍然还有两个酒店可能是苏丹酒店。
  “我现在一定要弄清楚接下来的十天我们会在哪里度过，”莫娜说。
  “算了吧，”我说，“这几家酒店的直线距离最多五十米，知不知道也无所谓。”
  “但我还是想知道。”
  “等我们到了地方就……”
  “我现在就想知道，欧拉夫，不是以后！　”
  尽管伊斯坦布尔和那布勒斯纬度相同，但是这里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却相当冷，西伯利亚已经是冬天了。阿尔宾冷得发抖，他正倚在阳台栏杆上，借着坡度向下望着奥岱洛·苏丹酒店。莫娜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地图上是不画酒店的外观轮廓的。在奥岱洛·苏丹酒店那边，米勒先生和他的女友伊琳正好也在吃早餐，不过不是在早餐餐厅里，而是在他们的套房里，除了咖啡之外还有香槟，火腿片不是从加了热的金属锅里拿出来，而是直接在平底锅里煎的。阿尔宾看着米勒点燃一根细长的小雪茄，蓝色的烟雾自由自在地漂浮在残余食物的上方。当莫娜的铅笔在地图上的最后一个H　上画了个圈，却不能断定这个H　是否就是大公宫殿酒店的时候，大公宫殿酒店里的丽维娅正走向房间，准备冲个澡。伊琳身体往后一靠，将头发挽成一个松松的髻。在伊琳楼下的房间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松弛的后背从暗处闪现出来，她正费劲地系着胸罩的扣子。阿尔宾撇了撇嘴角，既是出于对那个老女人的一身肉的鄙视，也是针对自己这种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的无聊劲儿，此外还因为他的胃在灼痛。那两只海鸥栖息在栏杆上，怀疑地打量着酒店里的客人们。莫娜会愿意把它们画下来的，她特意向酒店管理人员求得特别许可，就是为了能多坐一会儿，但是当十点半左右冷餐台撤掉之后，它们就从栏杆上飞了起来，向港口方向飞去。她还没来得及画出它们那种怀疑的眼神：莫娜的绘画能力有限，但她却是一个很多人都渴望得到的模特。
  那时候阳台上非常安静，阿尔宾后来说道，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早餐之后都要到那里去呆上半个小时的原因。伊斯坦布尔是由嘈杂声组成的，至少对阿尔宾来说是这样，除了这里，他还没发现任何一个安静的地方。嘈杂声是把这个城市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没有它，这个城市就会散开。后面这句话是阿尔宾喜欢用的戏剧化的表达，但是对于大公宫殿酒店的阳台上的那份安静，他说得没错。无处不在的由摩托车、喇叭、汽车皮带、刹车片发出的噪音，恼怒的司机、叫卖的小贩、呵斥孩子的母亲和没教养的孩子的喊叫声，所有这些声音都被酒店房屋的正墙挡在了途中，在楼上这里能听见的只是一种遥远的喧嚣，与海浪的声音相差无几，偶尔也会传来一两声汽笛的呜叫。
  阿尔宾说，当时米勒那边的阳台门敞开着，他听见伊琳的笑声，笑声持续了很久，而且富有旋律，稍微有点造作；米勒在这笑声中向她俯下身，对她耳语了点什么，他听不太清楚，但是伊琳却好像突然吓坏了，然后——不管你相不相信，阿尔宾说——米勒就说了那句：“保重你，宝贝。”当时阿尔宾还在想，这句话哪怕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也太没品位了，但是几秒钟之后，房檐上传来一声短促的闷响，一种类似于橡胶被撕开或者葡萄酒瓶的木塞子被打开的声音，米勒向前扑倒，小雪茄还在嘴里，没有挣扎，脸上也没有痛苦。他的额头先是砸碎了盘子，然后砸碎了玻璃桌面。米勒是个大个子，至少有一米九高，三公担（　在德国一公担等于五十公斤。）　重，像一座肉山，鼓囊囊的眼袋、油腻腻的头发，样子有点像晚年的马龙·白兰度。
  2
  现在，在黑暗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发动机太旧了。我得大声喊叫，别人才能听得清我的话。发动机不时短促地突突几声，发出三、四下另一种节奏的声音，然后稍微安静一点点。但音量其实是次要的。一种声音如果长时间地持续，并且遵循某种简单的节奏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安静感。
  相反，在隔音房间里人们却会被自己的衬衫发出的声吓一跳，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要好半天才会消失。航行中有轻柔的海风。
  也许因为嘴里叼着一根燃着的香烟，我成了一个很好的目标。
  支离破碎的美国流行歌曲的片断从弹簧门的门缝里飘出来。门玻璃上打磨着很特别的装饰图案。绳子、螺丝、锚、奇异的花朵和叶边在穿透玻璃的光线中相互缠绕着。
  如果这一切都隶属于一个体系的话，那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体系。在家乡，我们把所有的游轮都叫作蒸汽船。我趴在船舷栏杆上，身子如果继续往下探的话就会失去平衡，至少有失去平衡的危险。如果那样的话，在船靠岸之前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失踪了。除非丽维娅忽然想起什么必须要马上跟我说的话。但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黑色的、黏稠的，随着船的行进而缓慢地波荡。也许只是因为海浪没有打在船体上，只是因为听不到那拍击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印象。仿佛船驶进了一片油海。今天早上，蓝色的水面还波光熠熠，仿佛布满抓痕的钢板，阳光闪耀之处，就是钢板上的抓痕。最后几朵云也向西聚拢而去。看上去它们只是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下雨。
  没有月亮。月亮要到半夜才会上来，然后在天上游荡到凌晨，然后渐渐淡去。不包括船员在内，甲板上大约有三十来人。他们不会为这么少的人点亮那一串串彩灯的。
  又痛了。现在更剧烈了一些，但还不算非常痛。可能是胃，或者是胆囊、肠子、肝。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它们痛得更厉害了，但是恐惧却消失了。
  岸上的灯火在水中的倒影被切割成一条条细长的带子。纳格尔教授躺在那些褪了色的照片中间睡着他酣畅的午觉，从前人们可以从那些照片中学习游泳救生衣的穿法。
  纳格尔教授四十五岁左右，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霓虹灯的照射下，他的脸看上去像一张未经整容的尸体的脸，而且死者毫无疑问还喝得烂醉。长条木椅上的油漆已经被擦拭得很斑驳了，布满了经年刻下的模糊的留言。以感叹号结尾的土耳其语。一个正在射精的阴茎。“操他妈的美国”，“约翰到此一游，七一年七月三日”。心形图案很少见。米勒的名字也叫约翰，准确地说是约纳坦，但是伊琳叫他约翰。我不知道他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是哪年，但我很怀疑他会把名字刻在一条长椅上。我想了一会儿这个刻了名字的约翰，这样他也算没白刻字。
  七一年夏天父亲买下了马林港附近的那所芦苇棚顶的度假屋。我在海边捡螃蟹和海星，把它们放进塑料袋子里，几个小时之后它们就死翘翘了。克萨韦尔老是坐着，母亲经常在哭，但不是因为克萨韦尔。克莱斯试图给他的豚鼠夏洛特动手术。
  疼痛还在持续，隐隐的，不爆发也不停止，仿佛那是别人的疼痛。仿佛有一只姬蜂把它的卵注射了进去。可能已经注射进去好几年了。一只圆滚滚的、分泌着黏液的肉虫凭着一种对人体结构的直觉了解，小心翼翼地围绕着性命攸关的那些器官工作着。在它开始变成蛹之前，我不能死。
  现在，在接近尾声的时候，种种迹象都显现出来：大汗淋漓、脉搏急促。街上的狗嗅到了什么，它们夹起尾巴，把身体躬成一个大弓形。一到夜里，睡意总是逃得无影无踪，我仰躺着，能清楚地分辨出别人的血液搏动和自己的心跳。空调单调地嗡嗡着，没有喉咙发出的咕噜声，也没有咕哝声，甚至没有露水在通风口颤动。我旁边躺着丽维娅，她的呼吸显得有些急促。
  纳格尔和我是这里仅剩的两个还呆在外面的人。他带领的那些姑娘们觉得冷，都回房间去了。丽维娅也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们也走了。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好显得他们不是追她们去的。扬是第一个走的，他现在坐在她房间里，我敢打赌。丽维娅一边说话一边给他拍照。我真奇怪她在他身上能找到什么。我也奇怪她在我身上找到了什么。片刻之后离开的是哈根和舍尔夫，据说是去取啤酒。
  现在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这里到柜台还不到二十米远。
  弗里茨忽然也觉得冷了。没人愿意孤枕独眠。欧拉夫·拉德马赫嘟囔着：“画点什么吧。”他是惟一一个我相信不是在编借口的人。他的鼻翼翕动着，似乎想嗅出什么气味。现在他正呆在不远处，在草稿纸上掷着骰子。
  丽维娅想来伊斯坦布尔，尽管——也许正是因为——她的脑子里已经塞满了关于这个城市的种种陈词滥调。在此期间，她决定开始给这些学艺术的大学生拍照，他们和我们俩一样，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