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父，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
  十五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这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当时，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与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但没有来得及读完，1924年夏天即返国。
  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参加北伐。
  我在1919年认识邓颖超同志，1925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6年谈判开始，1937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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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4746
  Title　：青年伽利略的雄心
  Author　：
  Issue　：　总第　33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赵轶伦
  “听我说，父亲，”伽利略说道，“我想问你一件事，是什么促成了你同母亲的婚事？”
  “我看上她了。”
  “那你有没有娶过别的女人？”
  “没有的事，孩子，老天在上，家里的人要我讨一位富有的太太，可我只对阿玛纳蒂姑娘钟情，我追求她就像一个梦游者，要知道你母亲从前是一位姿艳动人的姑娘……”
  “这倒确实，现在也还看得出来。你不曾娶过别的女人，因为你爱的是她。你知道，我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处境。除了哲学以外，我不可能选择别的职业，因为我喜爱的正是哲学。别的对我毫无用处！难道我要去追求财富，追求荣誉？哲学是我唯一的需要，我对它的爱有如对一位美貌女子的倾慕。”
  “像倾慕女子那样！怎么能这样说呢？”
  “一点不错，亲爱的父亲，我已经18岁了。别的学生，哪怕是最穷的学生，都已经想到自己的婚事，我可从来没想到那上面去。我不曾与人相爱，我想今后也不会。别的人都能寻求一位标致的毕安卡，或是一位俊俏的卢斯娅，而我只同科学为伴。当人们提及这方面的事情，我感到羞臊。”
  “我亲爱的父亲，你有才干，但没有力量，而我却能兼而有之！为什么不能设法达到自己的愿望呢？我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获得教授身份。我能够以此为生，而且比别人生活得更好。”
  “我没有钱供你上学。”
  “父亲你听我说！很多穷学生都领取奖学金。这钱是公爵宫廷给的。我为什么不能去领一份奖学金？你在佛罗伦萨有那么多朋友，他们对你不错，会尽力帮助你。也许你能到宫廷去把事办妥。他们只需要去问一问公爵的老师奥斯蒂罗·利希，他了解我，知道我的能力……”
  “嗯，你说的有理。是个好主意。”
  伽利略一把抓住父亲的手，猛力摇动：
  “我求求你，父亲，求你想方设法，尽力而为。我向你表示感激之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就是保证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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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4747
  Title　：魔盒
  Author　：大卫·洛契佛特
  Issue　：　总第　33期
  Provenance　：《译林》
  Date　：1983。3
  Nation　：英国
  Translator　：唐若水
  在一抹缠绵而又朦胧的夕照的映衬下，我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庭院满目萧条，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有口钟正在铮铮报时。
  这每一下钟声仿佛都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是1953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寻找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是一种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伤心的感觉。
  我倒在床上，注视着我的手提箱。“也许我得收拾一下吧。”我自语道。说不定正是这样整理一番，便能在这陌生环境中创造一种安宁感和孜孜以求的自在感呢。我把主意打定了。那时我甚至没有心思去费神脱下那天下午穿着的上衣。我伤感地坐着，凝视着窗口——这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接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细小，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冲没有灯光的房间扫了一眼。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瞧，还套着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亲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噢，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面。墙上贴满了退色的英格兰风景画和昏暗的家庭人像照片，屋子里挤满了又大又讲究的家具，在这重重包围中，贝格斯太太简直就像一个银发天使似的。
  “我一直在倾听着你……”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可是听不到一丝动静。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我看你的心境不佳。”
  当我坐下和这位旅客的贴心人交谈时，我的忧郁感渐渐被她那不断地殷勤献上的热茶所驱散了。我思忖：在我以前，有多少惶惑不安的陌生人，就坐在这个拥挤的客厅里面对面地听过她的教诲啊！
  随后，我告诉贝格斯太太我必须告辞了。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小，显然十分“年迈”了，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它比皇冠上的钻石更为宝贵。真的！”
  我估计，这破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这盒子是我亲爱的母亲赠与我的，”她告诉我，“那是在1912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我第一次离家。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
  1912年！那是四十年前——这比我年龄的两倍还长！那个时代的事件倏地掠过我的脑海：冰海沉船“巨人号”，南极探险的苏格兰人，依稀可辨的一次大战的炮声……
  “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1917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希特勒的轰炸……我都把它随身带到防空洞里，房屋损失了我并不在乎——我就怕失去这盒子。”
  我感到十分好奇，而贝格斯太太却显得津津乐道。
  “此外，”她说，“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好笑地打量着我：“您能猜出里头有什么吗？”
  我困惑地摇了摇头。无疑，她最珍惜的财产当然是非凡之物。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然而，她的回答却简单得令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