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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长叹一声，就像当年在山东临淄稷下学宫遗迹徘徊时的感叹一样。我们在现代争取了很久，向往了很久的学术梦想，原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新构思呢，谁知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实行了，而且实行了一百多年！
  稷门之下，系水之侧，今天邵家沟村西南角，地下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迹。漫步其间，无意中还能捡到瓦当碎片。要说遗迹，什么大大小小的古代建筑都见过，但在这里，却矗立过中国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因此让人舍不得离开。
  这样的建筑群倒塌得非常彻底，但与其他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它筑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心上。稷下学宫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终结，接下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亦即文化奴才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但是，百家经由稷下学宫的陶冶，已经罢黜不了了。
  你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整体文化结构是儒道互补，而且还加进来一个佛家；中国的整体政治结构是表儒里法，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宫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出现真正“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连很多学者的个体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宫的丰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种关切大政、一心弘道、忧国忧民、勇于进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种与稷下学宫格格不入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行为，则被永远鄙视。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作为一个教学机构，即便在沦为废墟之后，还默默地在传授着课程。
  三
  与稷下学宫遥相呼应，当时在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我们一般称之为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名称上也可以亲密对仗。据我的推算，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应该算是同时。
  这是巧合吗？
  如果是，那也只是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个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龄对照表来说明——
  孔子比释迦牟尼小十四岁或十五岁；
  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
  孟子比亚里斯多德大六岁；
  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
  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
  古波斯的大思想家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写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说法不一，按其中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他去世那年正好孔子出生。
  人类的历史那么长，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这么多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不管多么杰出，多么伟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
  “天意从来高难问”。那就不问了，我们只能面对“天意”的结果，反复惊叹。
  有人说：“世上无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其他民众也会说，世上如果没有释迦牟尼，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有琐罗亚斯德，人类的历史将会如何。这种称颂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历史的自然通道，本应该如万古长夜。从黑暗的起点，经由丛林竞争、血腥互残，通向黑暗的终点。万古长夜里应该也会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闪耀吧？问题是，能使星星闪耀的光源在哪里？
  于是，不知是什么伟大的力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几个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时出现在世界上。顷刻之间，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此，人类也就从根本上告别荒味，开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贵。
  精神光源与自然光源不一样，不具备直接临照山河的功能，必须经过教学和传播机制的中转，才能启迪民众。因此像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这样的平台，足以左右一个民族对于文明光亮的领受程度。
  说起来，雅典学园是一个总体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园。差不多两千年后，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曾在梵蒂冈教皇宫创作过一幅名为《雅典学园》（又名《哲学》）的壁画，把那些学园合成了一体，描绘一大群不同年代、不同专业的欧洲学者围绕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尔甚至把自己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画到了里边，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
  大家都是雅典学园的一员——这个观念，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
  欧洲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生。这次重新上学的结果十分丰硕，欧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后看”这两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当作了同一件事，借助于人类早期的精神光源，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使前进的脚步变得更经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这是比不上欧洲的地方。但另一个方面，中国也没有经历过中世纪，未曾发生过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断，这又很难说比不上欧洲。
  当早就遗佚的古希腊经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马队行囊中长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带的神学院一点点收集、整理的时候，中国的诸子经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为九州课本，风光无限。既然没有中断，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欧洲式的发现、惊喜和激动，这便由长处变成了短处。
  不管长处、短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延续下来了。原因很多，其中最实际的一项是：中国文化始终以教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
  办学、办学、办学，一代代地办下去。由于办学具有最朴素的培育后代的理由，因此连专制统治者也很难全然扑灭。结果，文化找到了最可靠的载体。
  到了科举制度时期，办学更是找到了强大的国家靠山，致使东南西北都成了一所合法的文化大学校。
  科举制度的设立，本意是为了选拔各级政府管理人员。选拔的标准，唐代重诗赋文采，宋代重经义学识，明代以后进入八股文模式，核心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的基本指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此来从事管理工作，大体上“专业对口”。
  这个设计，保证了幅员广阔的中国领土上一直有足够的文化人才在各地从事着行政管理，因此已被当代很多国际学者评价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选拔制度”。
  这是从行政上来说的。其实更大的意义在文化上。
  不难想象，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男子企图摆脱农耕生活的主要途径，它的考试内容也必然成了全国书生常年背诵的课本。即使仅仅为了做官，历代在华夏大地上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日夜记忆着文化经典？表面看来，这是年轻的生命在向文化经典求索；实际上，倒是文化经典在向年轻的生命求索。中国文化在一千多年间汲取了无数考生的生命能量，所以能够如此长寿，不断开课，无远弗届。
  因此，科举制度本身也就这样成了一所奇特的天下学宫。只不过，到科举制度废止之时，天下学宫并没有倒闭。
  一切制度都可以商榷，惟有立足本源的文教传统，成了这片土地最有韧性的经脉。
  四
  天下学宫未曾倒闭，并不是说它没有临近倒闭的时候。在历史上，这样的危机曾经频频发生。奇怪的是，都凭着人们的文化良知，渡过去了。
  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文化人格恰恰又由天下学宫的漫长历史沉淀而成，而且共同的历史沉淀成了集体人格。结果，在中国，不管遭遇多大的灾难，总有人悄悄地站出来，首先把教学的线头接上，把文化的断裂补上。而周围其他很多人，也都一看就懂，默默参与。
  对此，我有切身体验。
  我出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而内战方炽，因此天下学宫“暂时停课”。家乡不仅找不到学校，而且也几乎找不到读过书的人。但是，就在这穷乡僻壤间，不识字的农民绝对不会用脚去踩踏一片有字的废纸。他们把文字看得神圣，在路上哪怕见到一角旧报纸，也会恭恭敬敬地捡起来，拿到小庙香炉上焚烧，香炉上刻着“敬惜字纸”四个字。
  要出海打鱼，他们会到几里地之外一个会写字的先生家里，请他写一叠纸的字，压在船舱。因为他们确信，天下最有分量的是文字，足可抵抗怒海巨浪。
  等到我妈妈在乡间义务开设“扫除文盲班”，而我也终于成了这儿第一所小学的学生，全村都像过节一样庆祝。
  农民并不知道，被他们拿到小庙香炉里焚烧的字是什么意思。渔民并不知道，被他们用来为船舱压重的字写了些什么。村人也不知道，扫除文盲和孩子上学，对生活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在文化的边缘地带盲目地崇拜文化，实在让身处文化中心地带的文人们无地自容。就像《白蛇传》里那个白素贞，在人和非人的边缘上既不选择成仙，也不选择做妖，而独独选择变人，即使没有变成，也会让早已成为人的我们，羞愧万分。
  白素贞为了变人，找了一个平庸的丈夫许仙。许仙身上有多少毛病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条：他是人。人们追求文化，也像白素贞，不在乎里边有多少差别，只在乎是不是文化。
  文化的边缘地带是这样，文化的边缘时代也是这样。
  我在年轻时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只被作为政治事件解读，实在太可惜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文化教育标志，因为那才是直接触动文明运势的穴位所在。虽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从一开始就全国学校停课，全国教师下岗，全国学报停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文明古国是骇人听闻的，比“打倒”了那些老干部和无辜者（像我爸爸）严重多了。大概就这样闹了四五年吧，到1971年极左派受挫之后，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开明派领导者周恩来等人倡导重新开学、复课，把教师从农村和工地调回到学校编教材，于是就出现了一派感人的文化景象。
  那些教师，大多备受凌辱而尚未平反，风尘仆仆而尚未休息，一听到复课就兴奋莫名，立即埋头翻书，勤勉执笔，像要把几年停课的损失全都加倍地补回来。尽管政治风浪并未停歇，所写文稿言不及义，或瘢迹处处，又常常受到批判和篡改，但他们还是拼命般地快速编出了大批教材，编出了质量极高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校点了《二十四史》，恢复了各个学报，在文化面临悬崖绝壁的边缘时代创造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虽然后来一直受到极左派打手的“反击”和“清查”，但已足可证明，中华文化的复苏力毕竟大于破坏力，天下学宫的复课期毕竟长于停课期。
  当时我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并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因此，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就像伦勃朗的油画，由于背景是黑夜，微光下的人物群像尤其让人心头一颤，眼睛一亮。
  很多年后，灾难过去，我曾到香港的两所大学授课，看到很多香港教授治学时用得最多的还是我很熟识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和校点本《二十四史》，禁不住有点鼻酸。香港的教授们没有遇到过“文革”灾难的冲击，因此无法体会这一堆堆厚重的书籍包含着什么。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为天下编写教材的勇气和能力，这就是积淀成了行为本能的“天下学宫”。
  更惊人的事情是，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年之后的1971年开始，与复课同步，中国文化古迹的发掘和考证出现了空前的奇迹。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长久沉淀的整体文化实力，是一场全方位的严峻考验。马王堆、兵马俑、河姆渡、妇好墓……这些震惊世界的地下迷宫，即便是仅仅一处，就足以牵动全国的文化神经，但那时它们像是一起收到了一份最隆重的千年邀请，居然一个接着一个轮番面世！而中国，居然也像编教材和辞书一样，不知从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