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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上海后，蝶来带着妹妹和海参的信去了一趟海参的家，之后的事就很顺利，海参母亲通过关系为蝶妹找了美术学校的老师为她做考试辅导，蝶妹的才情终于没有浪费，她的考试成绩优良，分进美术学校最热门的国画班，关于瞒着家人考入曲艺学馆学唱评弹的经历成了蝶来一家饭桌上的笑话。
  因为这件事，蝶来对海参不仅暗存感激，还刮目相看。对于蝶来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女孩，感激之类的心情马上会淡漠，而刮目相看是重新建立敬意的过程。
  可是，与阿三过夜的事情却在几个月后败露了。
  这个秘密到底如何被泄漏一直是个谜，人们是这么说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蝶来觉得，这类说教真是阴险。总之，流言是从阿三所在的工厂开始流传，很快便传到他的前女友那个团支书的耳里，团支书又传给阿三娘。阿三娘气得要昏过去，因为那次拿着两人合影照向林雯瑛告状后，林雯瑛又去找过她，告诉她，他们夫妻绝不会允许蝶来离开农场之前有任何恋爱关系，这也是蝶来向他们保证的。
  因此阿三娘还以为他俩真的就像他们所说的，只是一起玩玩，本来他们就经常一起玩，不是吗？
  阿三娘找阿三询问，阿三不仅不否认，还承认得理直气壮，他号称共产党一向赞成恋爱自由，既然妈妈是共产党员。阿三娘一个巴掌抽向阿三，却被阿三的手臂挡住，阿三娘终于明白，儿子已经二十岁，她管不住他了。
  她也不想再找林雯瑛，她不相信她了，也许他们家人暗中支持也说不定，阿三是上海户口，她认为林雯瑛的崇明女儿要高攀她的在上海做工人的阿三。
  于是阿三娘一信告到蝶来所在的农场连队，蝶来立刻面临写交待、开除出政宣组、下大田劳动等一系列惩罚，蝶来当然不会接受，索性打点行李回上海。
  蝶来坐船一路回来就在动脑筋找什么样的借口让父母相信她因不相干的事得罪连队领导，面临下大田劳动改造的惩罚，所以逃回家。蝶来编了一个冗长的故事，大意是在宿舍传阅毒草书之类的错误，林雯瑛要求蝶来回农场接受惩罚，但父亲不同意，他本来就不赞成蝶来去农场，无奈当时的蝶来很积极，现在既然她要留家里，父亲便带她去英语老师家，要她从此在家好好读书，准备某一天重回学校。
  然而蝶来受惩罚的真正原因很快就从农场传到上海，如果不是徐爱丽这般爱打听，也未必传得到林雯瑛耳朵，还好蝶来父亲是聋耳朵，听不见任何流言了。现在气得发疯的是林雯瑛，可蝶来坚决否认与阿三过夜的事，这也是海参教她的，离开农场时，她只和海参打了招呼，当时海参劝她先不要离开农场。因为所谓“过夜”是没有证据的，“你就写一个交待，不过是否认的交待，记住，没有证据的事坚决不承认。”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一起过夜！”
  蝶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毫无必要地在海参面前信誓旦旦地撒着谎。
  甚至连否认的交待蝶来也不愿意写，她才逃回上海。如今面对狂怒的母亲她更是死不承认，见女儿否认得这般坚决，林雯瑛的怒气变成疑惑，蝶来眼看母亲情绪转变，对海参的“教诲”简直佩服。
  她和阿三被各自的母亲看紧了，蝶妹又住在郊区的美术学校渎书，没有她在中间传递信息，约会变得不容易。徐爱丽每天拿着水壶到楼下炖水，她的屁股斜靠在水池边，两腿斜斜地伸出去，一边打着毛衣，看见蝶来出来立刻便向她凑过去，“我说过吧，阿三娘是笑面虎，很厉害的，对不对？”
  蝶来不响，在厨房兜了一圈又退回到房间，正是午饭时间，她想给自己下碗面，但为了躲开徐爱丽，只得先忍忍饥。和阿三在外过夜的事到底令她有些心虚，她想避开有关这方面的谈论，虽然她现在恨透了阿三娘，但考虑到阿三的感受，至少不想在徐爱丽面前流露心情。
  然而和阿三在一起，空气却变得阴郁紧张，之前的那些轻快和喜悦，那般炽热的欲念都消失了，就像那个惊恐等待派出所查夜的水乡之夜，恐惧逼退了欲望。
  这时候的蝶来已经开始明白，与社会与外界巨大的压力相比，即便有父母的保护，其作用也是微乎其微。首先她不知道旷工在家会有怎样的后果等着她，其次，未来的前途到底在哪里？有什么办法能够离开农场？她现在终于把读书视为救赎。每天拿着英语读本到复兴公园大声朗读，然而，阿三是没有这样的急迫感，他们处在两种状态中。隔阂出现了。
  恰恰在这样的时候，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刊出，海参回上海三天收集教科书，期间找蝶来商谈迎考之事，眼看离开农场的道路已在他们面前铺展，两人都处在极度兴奋焦虑之类的激动情绪中，一旁的阿三却事不关己，完全是个局外人。
  蝶来学着海参到处收罗来四年中学教科书，并听从他的劝说带着一大捆书回农场，因为连队新来的支部书记让海参带话，如果要从连队拿到准考证尽早回去是上策。阿三送蝶来上船时情绪低落，他说：“我的心情很矛盾，我当然希望你考上大学回来，但我有预感，你一旦考进大学就不会理我了，是啊，你现在已经不想理我了。”
  “现在是暂时的，问题是，阿三你为什么不参加考试？你在上海找老师辅导比我容易，你总不见得一辈子在你那个模具车间。”
  “大学毕业要重新分配，要是分去外地呢？”
  “这听起来像你妈妈说的。”蝶来非常不屑，“如果是我，我宁愿到外地当一名工程师，也不要在上海当工人。”
  当轮船汽笛鸣响时，蝶来突然难过起来，好像这是一次长别似的，她的眼睛湿了。她想起他们一起坐小火轮突突突地左拐右弯如长蛇从曲径滑进偏僻的水乡，接着是战战兢兢的水乡夜晚，她不由地去拉阿三的手，两人的手都是冰凉的，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十二月，是个潮湿的阴天，江上灰蒙蒙的，好像有一层薄雾，但是蝶来已从迷惘中走出，眼前的目标很清楚，太清楚了，她和阿三挥手告别，“我可能没有时间写信给你，等我，考完试我会来找你。阿三，耐心点，等我。”
  阿三没有等，他没有耐心，或者说，没有信心等到蝶来考完试，在八个月的复习期间，阿三重新回到团支书身边。蝶来并不知道，或者说，她根本无暇关心和了解阿三在想什么在干什么，那几个月她所有的热情、她生存的意义被焦点化了，就像个精神病患者，她眼前的目标是唯一的，在奔向这个目标的路途上，她毫不犹豫地越过所有的障碍，假如说与阿三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障碍。
  她和海参一起报考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入学考试，两届考试只相隔了几个月，因此她那一届是过了学校的整个暑假，九月份之后才拿到入学通知。第一批通知下来，她的连队只接到三张入学通知，其中两张是她和海参，因此他们俩一起拿着入学通知和户口回到上海，他们的行李被扔在农场集体宿舍门口，要过几天才能托运到家，当然，对于离去的人，行李扔了也无所谓。
  他们坐的双体客轮停泊在吴淞码头，蝶妹和她父亲到码头去接她，他们三人和海参一路换了部公共汽车，到淮海路时他们和海参一起下车，但没有走原来的回家路线，而是去了相反的方向。父亲和妹妹把蝶来接到另一条马路另一条弄堂，没错，她的家人在没有与她商量的情况下，把家给搬了。
  “为了那些谣言，尽管你否认了，妈妈也没有追究，但你知道徐爱丽，她本来就吃饱了没事干喜欢无事生非，反正她把你和阿三在苏州过夜的事到处传播，妈妈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想到换房。”蝶妹告诉蝶来道。
  那是回家当晚，面对着刚刚经历搬家仍然杂乱无章堆满纸箱的新地方，蝶来十分茫然，仿佛，她的注意力还没有真正回到新的现实。这时候她的脑中才充满阿三，深深的缺憾感几乎抵消回到上海的喜悦。
  新地方和老地方只相隔了几条马路，不过是从淮海路的南面搬到北面，从一楼搬到二楼，妈妈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原来的底楼过于潮湿，令她患上关节炎。可是在这间曾是他人家庭的房间里，看出去的弄堂格局，窗外景象，甚至天空的颜色都是迥异的，蝶来觉得与阿三的距离比在崇明时还要远，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委屈和惆怅，她想立刻见到他。
  她坐到纸箱上给阿三写纸条，约会他仍像过去一样需要蝶妹递送纸条，突然心里就有了忐忑，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觉得毫无把握，觉得一种超越空间的距离横亘在他们之间。
  就像她预感的，阿三已经离她而去了。阿三告诉蝶妹，他好容易才想通他和蝶来是没有将来的，因为，他和蝶来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他做不到，或者说远不是蝶来期望的那一种人。
  “阿三说，我不能忘记那一次当蝶来告诉我高考恢复必须去参加考试时她那一双眼睛，那双眼睛突然亮起来，就像刀锋，亮得很刺眼，很无情。我那时就相信她的决心够大，大到足够让她做成她要做的事，我把我的担心告诉她，我担心她考上大学就会离开我。她说，你也可以去考，你总不见得一直做工人。蝶来很直接，她已经让我知道，她最后会做什么·J46·选择……”
  蝶妹的转述空虚地结束在没有任何回应的被杂物挤得混乱不堪的房间里，正在整理书籍的蝶来，将手中的书朝地上扔去，然后，便冲出家门。
  蝶妹以为她去找阿三，她知道蝶来是不会容忍任何苟且，即便是分手，也得有个仪式。蝶妹拾起被蝶来摔得面目受损的书，并把受损部分补好。
  两小时后蝶来回家天已经黑透，家里的饭桌刚刚收起来，现在不再有个厨房可以让姐妹俩在饭桌上写毛笔字说闲话，还可以加入个把徐爱丽这样的人，让厨房有一种“沙龙”气氛。
  现在厨房的功能只能在晒台门口实现，那个地方正好可以放煤气灶和一个碗橱，水池和料理台放在晒台上，这就是换房后所失，但蝶来和蝶妹将是周末的匆匆过客，对于家里的变化虽然不满但也不想太认真。
  无论如何，她俩可以在睡觉的亭子间说悄悄话，虽然亭子问平时是属于弟弟的，但她们回家的日子，弟弟就睡在前楼父母房间的长沙发上。
  “这栋房子没有徐爱丽很寂寞。”
  蝶来别扭地坐在床边和妹妹说话，亭子间放了床和写字台书橱五斗橱等，连一张沙发都放不下。
  “现在和胡海星见面还要过几条马路。”妹妹抱怨着，心里想，蝶来本来还可以在弄堂碰到阿三，至少有遇见的机会。
  “已经不重要了，我们都住在学校，蝶妹，我们要学会认识新的朋友开始新的人生。”蝶来已经躺到床上。
  “你没有去找阿三？”蝶妹问。她一点没有睡意，坐在写字台前，她想写毛笔字，但房间里的什物都在纸箱里，她再一次感觉家里少了厨房就像少了一大块空间。
  “阿三没有出息，他自甘堕落回到那个团支书身边，我去找他干什么？”
  “本来你就是和他玩玩的，是吗？”
  “阿三是这么想的吗？”
  蝶来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看着蝶妹，她的眉峰高高扬起，有一股凌厉的气势。
  蝶妹垂下眼帘。
  “阿三是这么想的吗？”
  蝶来又问，这一次已带上哭音。
  蝶来再见到阿三。已是六年后。
  那是一九八四年夏天的某一个下午，阿三拿到美国签证后来找蝶来，她正在准备秋天的婚事，木匠们在她和未婚夫的未来新房打家具，蝶妹把她新房的地址给了阿三，因此他找上门来。恰好那天未婚夫外出去五金店配新房的锁匙。
  听说，她进大学第二年，阿三也去参加考试，却被北方一所大学录取，邻居们都想不通，为何阿三要放弃上海去外地，读书怎么样呢？读书也不至于读到外码头。那时候，上海人称外省地为“外码头”．听起来，去外码头就像去流放。
  然而，这就是命运，阿三最初不报考大学是担心大学毕业重新面临分配分到外地的可能，没想到却直接考去了外地，就像邻居们说的，阿三可以不去，但阿三去了。
  同厂的团支书女朋友已经和阿三谈论婚嫁了，却因为阿三去外地而告吹，有人说阿三是为了躲避这个婚姻才去读大学甚至不惜去外地。那时候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