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人迅速朝一个方向涌去，有些人跑到马路对过的雨中，过往的车流突然被截断，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咖啡店里有人站起来观望。一个便衣扭送着个男孩，男孩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也可能更小。
  是个小偷，我说。
  你能肯定他是小偷？
  也可能是个杀人犯，女人兴奋起来。
  我猜他是小偷。我自信地说
  我忘了你是个侦探小说家。女人突然明白过来似的。你能看看我是干什么的吗？
  这不是侦探小说家的特长，否则我可以去做侦探啦。我笑着掩饰。谈话到了这个地步，好像意味着事情正朝着水到渠成的方向发展。
  你是……我犹豫着，我看不出来。当然看不出来，不如等她自己说。她不过是在给自己一个台阶。
  你看看现在治安有多乱。女人不再理会她提起的话题，这让我感到意外。从她的职业谈起，这不是很好吗。我犹豫着是不是说出我的真实职业。我想这会吓坏她。她感兴趣的不过是侦探故事。那种东西在我看来都是小儿科的玩意儿。我曾经打算把福尔摩斯中的漏洞全挑一遍，写本《福尔摩斯错误大全》。我认为这个肯定会有轰动效应。同事们都劝我，算了这事儿还是别了，到时候福尔摩斯迷们非追杀你不可。想想也是。可我老想写点什么，于是就想到了回忆录，我知道这事是十分荒唐的。
  治安乱有很多原因。我平和地说着。
  是吗？我觉得警察不够敬业，不知道他们整天都在忙些什么。
  她的话让我感到痛了一下，被蝎子蜇了一口的感觉。每当别人嘲讽警察时我都有这种感觉。有很多关于警察的段子。当我穿着那身制服时威风凛凛，当我脱下那身行头，又不想暴露自己身份时，我就成了一个被四处揶揄的人。在女人面前我暂且忍受一下，但打定主意不再和她有任何瓜葛，喝完咖啡就走。
  你这个侦探小说家能给我讲讲故事吗？
  可以。我说。我给你讲一个小镇的治安如何变好的故事。
  女人看着窗外，好像没听见我说话。雨忽大忽小，不可捉摸。
  我给你讲一个有史以来耗时最长的银行抢劫案吧。我改口说。
  对面的小偷手被反拧在背后，他毫无选择地从一个个水坑趟过去，旅游鞋蓄满了水，沉甸甸地坠在他显然细瘦的脚踝上。
  一个小孩也抓？你说警察为什么不去抓杀人犯，有那么多杀人犯都逍遥法外。
  女人语气激动。我猜是她的亲人或者朋友遭到了什么不幸。
  所有的根源全在于警察。
  女人恼羞成怒地说。她用小勺敲着咖啡碟。敲了几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小心地把勺子放在碟子里，没弄出一点声响。
  女人现在在看我。我看窗外。雨说停就停了，好像是为了那些围观小偷的观众。人们从围观中醒来，很多人看天，惊诧于雨为何不再下。该回家的朝家的方向走去，马路重新变得通畅。我给女人讲了那个银行抢劫案。开头讲得很快，说到小镇的治安因此好转，我故意放慢了节奏。
  你写的小说？
  不是。我听人讲的。
  女人的目光随着故事发生了温度上的变化。她看我的眼神逐渐火热。
  不过我有不同看法。女人说。警察什么都不会管，比如——，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比如如果我现在做一些什么，我猜没有警察会对我怎么样。
  我迟疑了一下，不明白这是暗示还是表白。她的拎包始终握在手里，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我认为里面只有女人的一些小玩意儿。而她赤手空拳简直连一只鸡都抓不住。
  比如我现在去抢劫对面那家面包店。女人说。
  我预感到我的警察生涯即将结束。我早有这个准备。很多人转了行。我想过去考个律师证，但始终没有付诸实现。律师和警察其实是同一条道路。我看多了绝望的眼神，这种眼神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那种快感似乎渐渐淡了下去。想到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就有点想笑。律师在我眼里就是穿法袍，戴假发的模样，人不人神不神的。穿上那身行头，他们掌握真理；脱下行头，他们比任何人都可能更卑琐。
  这些天我开始对我的鼻子感到不安，它的上面长了一些红色的斑点。我买了治螨虫的药膏，事情似乎并没有好转。听说酒糟鼻无法根治，我去了好几次医院，三个大夫中有两个告诉我这是神经性的。这样说的结果就是他们劝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觉得他们只是为了打发我。既然他们不给我开药，我就自己去买。世面上的二十三种治螨虫的药我都试了。我每天按时喝中药，中药使我联想到童年时的苦涩。爆发流感的时候，我们被老师强迫喝黑色的药水。老师的办法是让我们一个监督一个，如果实在喝不下去，就让别人给捏住鼻子灌。我被别人捏过也捏过别人的。流感说来就来，起初是谁的随便一句话，后来就成了既成事实，隔不了几天教室里就充满了药味。如果说流感是不断蔓延的案情的话，我怎么追踪犯人呢。我甚至对报案者产生了怀疑。假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有人实施犯罪，我是目击证人，既可以报案，也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我见过的犯罪太多，是否需要对每一起案件都一丝不苟？比如这个女人对我说她要抢劫一家面包店。
  也许是那桩银行抢劫案启发了她的灵感。
  女人喝完了咖啡。她把咖啡杯放在碟子上，这次是重重的，勺子受到震动在碟子里颠了一下。她站了起来，始终盯着我，嘴角带笑。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完全没有了主意。如果说刚才她在发表对警察的偏见时，我还下定决心和她不再有瓜葛的话，那么现在我又变了主意。我意识到我必将和她有什么瓜葛。
  你是不是看过那个小说？我想起我的小女朋友津津乐道的抢劫面包店的故事。等我把这句话说完，女人已经飘然离开了咖啡店。路上的车子很少，这使她能直接穿到马路对面。我看着她打开面包店的门，就像打开自己家的门。她背对着我，似乎朝店员说了句什么。店员站在柜台里，像是完全被吓住了。两个顾客放下手中的面包，走了出来，他们的神色并不慌张。似乎没有人打算叫警察。他们各自拦了一辆出租车，从不同的方向离开。那个女人出现在她刚才挑选羊角面包的落地玻璃旁，这使我能清楚地看见她。
  她的手里多了一个大号的塑料袋。她迅速把面包倒进袋子里，还侧过脸朝我笑了笑。
  在我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朋友和他老婆都瞪大了眼。
  很荒唐吧。
  很荒唐。他们赞同地说。
  真是个好故事。女作家肯定着，我第一次看到她由衷的喜悦。
  不过，你不认为这是你的失职？
  不。
  你就不了了之了？朋友问。
  抢劫面包店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几个面包。女作家反对着她的老公。
  面包店会造成损失。你能确定她没有拿钱？
  能确定。
  这件事使我决定辞职。有时候事情的契机是很难说清楚的。我一直想辞职，但下不了决心。是这个女人成全了我。一想起她我就想起她绣着蝎子的裙摆。后来我找了一份完全不相干的工作，在新的工作结束的第一天，我打算去看看那家面包店。它曾经在一个警察的眼皮下被抢劫。我相信面包店并没有什么损失。事情正如我所料，面包店甚至比以前生意更好。我站在马路对面，看到那个女人就在店里，她的双手空空，既没有托盘，又没有夹子。她站在店员的旁边说着什么，样子和蔼。于是我走了进去。
  这是你的店？我问女人。
  女人并不躲避我的眼神，她的脸上充满了笑意。我只是开个玩笑。她说。
  你知道我是警察？
  对。
  我现在不是了。
  是吗？女人似乎开始感到不安。
  不用自责，跟你没关系。
  后来怎么样了？朋友和他的作家老婆问。
  没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已经不是警察了。
  那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做？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北京美人
  赵　凝
  让世界瞪大了眼睛看我，
  而不是低下头去乞求别人。
  ———摘自赵凝日记
  第一章　“美人鱼”邮件
  睡衣已经变薄了。我一直穿着它写作，许多时光过去了，它原来的白颜色已渐渐褪去，演变成一种本色的乳黄。
  我更喜欢这种颜色，因为那上面有时间的印迹。
  睡衣因与肉体的摩擦而变薄。月光下，隐约看得见自己的身体，一切都是透明的。这是我离开单位成为一个自由作家的第一个晚上，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隔着薄薄的睡衣，我抚摸自己，先是肩和胳膊，然后又去了其他地方。我感到了舒服，身体特别轻快，像刚喝了酒。自由作家。我对自己的新形象还有些陌生。我坐在窗前的一把圈椅上，脚边开着一盏粉色的小灯。
  不断有风吹进来。圈椅就像一个什么人，把我抱得紧紧的。
  终于想起该给远方的那个人打个电话，但想了一下，还是忍住了。因为时间不合适。
  风把电话簿吹得哗啦哗啦直响，我极薄的睡衣也被撩起又放下。电脑显示有邮件进来。然后我收到一封邮件，原以为是他发过来的，但却不是。
  地址很陌生。
  他说：“雪凝，恭喜你，成为一条北京的自由美人鱼。”落款是“拜哲”，我已经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也许是某次聚会上，互相交换过名片，他才知道我的E…mail信箱的。消息也够灵通的，连我辞职的事他都知道，连我爸妈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想，我终于做成了一件事，一件从小到大独自决定的大事。小时候，我在北京念过的每一所学校，都是母亲亲自为我决定的，每一次转学、报考重点中学，都是母亲为我亲自跑，亲自填写志愿，仿佛那每一所学校，不是我去上，而是她去上。
  我母亲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一个我见过的最好的眼科医生。
  父亲也是医生，他俩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同班同学。我见过他们当年的照片，年轻英俊的父亲和漂亮的母亲并排站在一起，身后是上海凸起的钟楼和当年黑白色调的繁华。大学毕业时，他俩一起被分配到北京，据说当时并不算太情愿，因为江南人以长江为界，是不太愿意被分到江北去的。
  北京这个城市，对于两个江南人来讲，是陌生而又新鲜的。他们说，那时北京的天空特别蓝，蓝得就像最纯净的玻璃一般，明亮，鲜艳，没有一点杂质。
  他们说，北京的天空是南方没有的。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我。
  我终于做成了一件大事，我向单位提出了辞职申请。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出的重大决定，我没跟父母商量，自己就决定离开了。
  因为我要写作。
  这种愿望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只是不敢说出来。父母对我要求过于严格，我只能往功课最好的方向努力，不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和愿望。16岁那年，我从北京育英中学考上北京一流的重点高中——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高兴的样子。那天下雨，她手举一把黄绸伞，逢人便说，“我女儿考上重点中学了！”“我女儿考上重点中学了！”
  为了让母亲高兴，我愿意报考母亲欣赏的志愿。（后来，我报考了计算机系，非常地不适合我。煎熬多年。）
  我要写作。很小的时候，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我知道我将经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可能报考军事院校的计算机系，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吧。当我最终选择离开体制内的单位，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被释放了。从1998年辞职至今，我一共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成为文坛最走红的几个女作家之一，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出版社你争我抢的人物。“走红”是在我辞职之后。在决定辞职的那天晚上，还没有一家出版社出过我的长篇，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很平静，我没有慌张。
  我记得那晚的月光，细腻如轻纱的月光，悄悄进入我的房间，洒在我的书稿上。我放在键盘上的手指，依旧纤巧美丽。我长时间地凝望着它们，不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双手将为我创造什么。
  那夜，我没有写一个字。电脑一直开着，只有一行字：
  “雪凝，恭喜你，成为一条北京的自由美人鱼。”
  从1998年辞职离开单位，到今年的个人艺术工作室成立，曾经经历了无数心理的流浪、挣扎、矛盾，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