榍嘧┰诿磐饣├不├驳啬ァ：们逶降纳舭　！?br />
  月亮升起来了，水桶里水汪汪的，刀也越磨越亮。
  曹寇，1977年生，南京人，著有小说集《我们兄弟去打架》。
  战斗的身体与文化政治
  孟繁华
  在革命时期的文化或文学历史叙述中，潜隐着一种没有叙述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战斗的身体的历史。不同的是，这个战斗的身体的历史被对待革命的情感和态度遮蔽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身体的战斗，而是革命/反革命、进步/反动、左/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贫下中农的对抗和斗争。身体的叙事被置换为精神领域的事件。20世纪激进的历史叙事在国家主义的框架内展开，它叙述的主要内容还是限定于思想/精神领域。即便是异性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战斗也被认为是琐屑或无关宏旨的无聊事件。个人情感领域的故事始终受到压抑而难以走进历史，与我们遵循的历史叙事原则是有关的。
  80年代以后，个人情感体验的叙述和对身体的关注，以突围和悲壮的姿态得以表现，但它的想象也还是限定于男女之间接触的细节。那个时代的张贤亮、张洁、张弦、王安忆、铁凝等，因对异性之间情感细微处的描写而名噪一时。但到了90年代，异性之间的肉搏战斗真正展开，《废都》、《白鹿原》等小说以前所未有的直白甚至夸张讲述了两性之间的身体战斗，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性问题”的论争。今天看来，那场论争的学术价值不高，原因大概还是限于道德层面而难以深入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理论进入国门，两性之间的战斗还没有充分讨论的时候，就被“一个人的战争”所替代。女性在张扬自我决斗宣言的时候，因不慎而成为男性眼中又一道奇异的风景，独白变成展览，平等、自由的争取演变为话语实践。商业主义的叙事策略和西方新潮理论来到中国，因新奇而急于诉诸实践，总会结出意想不到的畸形果实。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惨痛的教训总是不断遗忘而重新踏上不归路。
  但是，身体的故事总是吸引着作家，与两性相关的秘密似乎永远是个难解之谜。新世纪初始，小说中身体的战斗仍在进行而且大规模展开。《所谓作家》《白豆》《丑行或浪漫》《万物花开》《放下武器》《我的生活质量》《活成你自己》《水乳大地》等长篇小说，都有对女性身体迷恋、追逐并诉诸于性战斗的场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个场面都是男性的单边战斗，女性只是逃避、无奈或必须承受。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中，男性的文化政治统治是容易解释的，在女性主义的阐释或揭示中，男性对女性的霸权地位已经昭然若揭，性别差异造成的传统的不平等是女性处于凌弱地位的本质原因。另一方面，女性是男性永远的焦虑所在，它不仅可以引发反目和流血事件，而且对女性的占有本身就是男性地位和荣耀的表征之一。在这些作品的叙述中，越是地位低下的阶层，对女性的渴望和占有就越强烈，对女性诉诸的身体战斗也就越粗暴。这种现象一方面隐含了低下阶层女性资源的匮乏，占有的概率越小，出于本能的饥渴就越强烈。不能指望女性资源稀缺的群体会对女性待之以彬彬有礼的浪漫。
  在一些小说作品的叙述中，不仅表达了男性/女性的绝对权利关系，同时，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的男性群体中，本身存在的权利关系同样是尖锐的。《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那里远离都市，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任何消费场所；人物是农工和被多级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资一无所有是“下野地”人物的普遍特征。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地道的边缘和弱势人群。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白豆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有了自主要求，是在她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觉醒的。但是，白豆的婚恋和恋人胡铁的悲剧，始终处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白豆爱农工胡铁，白豆却不能嫁给胡铁，因为马营长死了老婆，马营长看上了白豆，就意味着白豆必须嫁给他。但当白豆遭到“匿名”的强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个女性。在这样的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关系中，男性的单边战斗是主要的，女性没有或很少主动参与。更多的时候，女性更像是一个逃匿者。《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一直以逃匿的方式躲避伍爷大河马和小油矬父子对自己身体的占有，女性在这里只是对象或逃匿的“物”。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于革命或反革命的暴力已经终结，诉诸于肉体的残杀或消灭的战斗业已平息。但是，关乎身体的另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战斗，却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这是没有战线的、持续不断和花样翻新的战斗，永无休止的身体消费带来了身体永无休止的紧张。与过去对女性身体占有的男性单边战斗有所不同的是，女性也开始主动和间或地介入了两性间的身体战斗。比如《我的生活质量》中的安妮，她是个有修养和国外教育背景的现代女性，她自愿地投入了和市长王祈隆的暧昧关系中；比如《爱你两周半》——“非典”时期的两对情人关系：一对是顾跃进和情人于姗姗被“隔离”后的困兽犹斗；一对是顾妻梁丽茹和情人董强“非典时期”的浪漫之旅。这两条线索都是“非典时期的爱情”。第一条线索以想象的方式滑稽地突现了“郎财女貌”情人关系的脆弱和虚假。就在最危急的时刻，情人间显现出的却是刻骨的厌恶和铭心的厌倦。顾跃进的呼噜使年轻貌美的记者痛心疾首，心理障碍让她“今夜无人入眠”：“在那一个个漫长抑郁的非典春夜，玉兰花飘香，消毒液也飘香。有一个姑娘，戴着假面，在电脑聊天室里，丧心病狂。”这就是于姗姗心情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今情侣关系的真实写照，第二条线索是顾妻梁丽茹和董强的浪漫之旅，在火车飞机洱海丽江，他们享尽了风花雪夜几度风情。但是，回到北京后，梁丽茹竟没有一次想起她的情侣。因此，这时女性积极参与的两性战斗或是利益诉求，或是以游戏的方式体验另一种人生，并不是身心投入的真正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以女性为主体的身体单边战斗开始打响：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按摩室等是身体的战场，然后是瘦身、瘦腿、纹身、纹眉、纹眼线、人造乳房、整容直至变性。然后是一条直线的“猫步”、三千宠爱的“选美”、旋转木马般的偶像、源源不断的绯闻、街头摇滚、街头舞蹈、夸张的床上运动，直至“下半身”写作、木子美和网上女教师的裸体照片。战斗的身体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所有角落，女性用身体独白，男性用下半身狂欢。身体叙事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最核心的剧情，青年女性则是剧情无可替代的主角。
  女性身体的战斗制造着时代的时尚，时尚推动着女性身体的战斗。但这种战斗和时尚的背后一直潜隐着控制、支配、认同的文化政治，或者说，身体的消费水平和塑造程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未被言说的女性“身份”的表征。从全球范围来说，这个时尚不是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制造的，而是发达国家和强势文化制造的；就某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不是边缘群体和底层民众制造的，而是中产阶级引领、制造的结果。
  一、选美大赛1921年肇始于美国，它迅速成为未婚青年女性身体叙事的舞台，也成为男性“合法”地集体观赏女性身体的节日。资料表明，美国针对不同女性举办的选美大赛每年超过了70万场次。专业公司、小城镇商家、大都市实业集团都可以成为组织者。组织者可以从中获利。
  二、默默无闻的小姐们则可因获奖一夜间暴得大名，然后走向杂志封面或进军广告、影视娱乐业，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或偶像。选美大赛注重美貌也注重才华，但只有才华没有美貌，可以肯定的是与“美国小姐”绝对无缘。
  美貌对女性的重要，在选美大赛中被极端化地叙述出来。于是，女性对自己容貌和身体的关注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据调查表明，不同比例的女性开始“经常留意”自己的容貌、想改变自己的体重、想减肥、对腰围感到不安、想改变体形、掩饰年龄、改变大腿小腿、改变胸部、改变身高、改变肤色头发手或鼻子……时尚战胜了造物主。这些“改变自己”的想法并非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她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是文化政治支配的结果。除了选美大赛之外，时装展示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在时装设计师那里，他们选择模特的标准几乎无一不是苗条的女子。选美要苗条、时装要苗条、战无不胜的美国女明星也是苗条；女性杂志、电视节目、健康讲座、街谈巷议、节食手册等，所有的声音和图像都在呼唤女性的苗条。
  三、体形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不仅征服或支配了民间，同时也支配着学校入学和社会就业。过于肥胖的女生和身材苗条的女生，以同样成绩申请著名高校的比例是1：3。社会就业的比例状况可能还要严重许多。因此，体形的意识形态为社会规定了隐形的测量尺度和评价标准，它是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聪明和愚蠢、健康和病态、勤俭和懒惰、性感和性冷漠的尺度和标准。体形关乎成功、金钱、生活质量以及“出镜率”、被追逐、被赞美、被议论的程度。于是，和体形、身体相关的产业和故事不断被制造出来，减肥药品、健身场所、保健方式、瘦身秘诀、整容整形医院、吸脂术、染发药水、指甲药水、纹身、服装业等商业行业开始兴起并兴盛起来。
  但是，在美国身体战斗的过程中，在“美国小姐”、影视明星、成功人士走向上流社会然后陷入被制造绯闻、被“狗仔队”盯梢拍照、被出卖、被暗算、被绑架等烦恼和恐惧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性别、商业、阶层、身份等文化政治的宰制和支配。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的世界，一方面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在崛起，解构中心或霸权的声浪此起彼伏，女性的声音由于“政治正确”似乎无往不胜，但消费女性的事业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世界范围内，对女性的“整体消费”是不合法，起码是不道德的。但对女性“局部”的消费几乎愈演愈烈：女性的面部、颈部、胸部、腰部、腿部、脚、手、眼睛、鼻子、头发等能够展示的部位，每天都大量裸露地出现在电视屏幕、音像或其他媒介上。她们被用于商业目的或其他与女性无关的动机。这种“性别歧视”和男性欲望被隐藏于对“美”的夸张的宣扬中。一方面是性别和商业权力的控制，女性被“自愿”或“合法”地利用；一方面，这些被利用的女性身体为少数女性带来了巨大利益和名声，同时她们又变成了另外一种被控制、被效仿的力量和对象，构成对弱势文化群体的宰制。中、下阶层在盲目地羡慕和追逐中失去了独立或自我塑造、把握生活的可能。
  在中国，身体的战斗是由中产阶级引发和推动的。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虽然还是一个暧昧的不明之物，但中产阶级的趣味却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前与国际接轨。大量关于身体战斗的广告、书籍、手册、药品、场所等几乎应有尽有。在《时尚》《体线》《瑞丽》《世界服装之苑》《精品》等中产阶级杂志中，打造身体、容貌等是他们推出的核心内容。“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是当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政治现象。它们虽然价格昂贵，甚至超出了大量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但这些杂志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为文化消费市场抢手的商品。中产阶级杂志的成功是中产阶级话语扩张和“允诺”的结果，或者说，在这一话语中，负载着中、下阶层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尽管它并不负责“允诺”的兑现。在获得了“奔小康”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依据后，中产阶级话语在窃喜中实现了它的话语功能。就身体叙事而言，中产阶级女性的“优雅”、“体面”、“匀称”、“靓丽”等，加剧了中、下阶层的焦虑和羞愧。急于投入身体的战斗变成了时代的号角和宣言。
  表面上女性是自己投入了身体的单边战斗，事实上，任何一种时尚或女性的“自我”要求，都是社会文化政治合力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