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眼睛睡觉。”于是鲁鲁立刻在床上躺下来，闭上了眼睛。他唯一没有遵照母亲意愿的，是他始终没有睡着。他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听着他们下楼去的脚步声，鲁鲁突然害怕地感到母亲可能回不来了。冯玉青被带到公安局以后，这个话语不多的女人，面对审讯她的人，开始了平静的滔滔不绝，她对他们说：
  “你们身上的衣服，你们的钱都是国家发的，你们只要管好国家的事就行了，我身上的东西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国家发的，我陪谁睡觉是我的事，我的东西自己会管的，不用你们操心。”翌日清晨，公安局看门的老头打开大门时，他看到一个清秀的孩子站在那里忧伤地望着自己，孩子的头发已被晨雾浸湿。鲁鲁告诉他：“我是来领我妈回去的。”
  这个自称有九岁的孩子，事实上最多只有七岁。冯玉青显然是希望他早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职责，在他才六岁时就虚报他有八岁，把他送入了小学。这天清晨，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打算把母亲领回家去。
  没过多久，他就知道自己的愿望不可能实现。那时候他面对五个穿警察制服的成年人，他们花言巧语引诱他，指望他能够提供冯玉青卖淫的全部情况。聪明的鲁鲁立刻揭穿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说得这么好听，是想来骗我，告诉你们吧。”孩子狠狠地说：“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
  当鲁鲁明白母亲不仅没法回家，而且还将被送到劳改农场去他眼泪夺眶而出了，可这个孩子那时依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镇静，他清脆地向他们喊叫：
  “你们不能把我妈送走。”
  然后他眼泪汪汪地等待着他们来问他为什么，可是他们谁都没有这么问，他只好自己说出来了：
  “你们把我妈送走了，谁来管我？”
  鲁鲁以自己无人照管作为最后的威胁，当他还站在大门外面时，就已经想好了这一招。他信心十足地以为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将母亲还给他了。可是谁又会把孩子的威胁放在眼里呢？鲁鲁的威胁没有能够救出母亲，倒是把自己送进了福利院。母亲被送走以后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去一次公安局，向他们要人，他使他们厌烦透顶。他们告诉他，冯玉青已在七桥劳改农场了，他想要人的话就去七桥。鲁鲁记住了七桥这个地名。他站在公安局里因为伤心而放声痛哭，当他们准备把他拉出去时，他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拉我，我自己会走的。”
  然后他转过身，抬起两条手臂擦着眼泪走了出去。这个孩子贴着墙根哭泣着走去。接着他发现有一句话还没有对他们说，于是他又回到公安局，咬牙切齿地告诉他们：
  “等我长大以后，把你们统统送到七桥去。”
  鲁鲁在福利院只住了一星期，他和一个二十岁的瞎子，一个六十岁的酒鬼，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住在一起。这四个孤寡的人住在城西的一个破院子里。酒鬼难忘他年轻时同床共眠过的一个叫粉粉的女子，他整日向双目失明然而青春勃发的瞎子讲述那段往事。他的讲述里洋溢着色情的声调，那位叫粉粉的女子可能是一个冰肌玉肤的美人。酒鬼讲到他的手在粉粉光洁的大腿上抚摸时，就会张开忘乎所以的嘴，啊啊个不停。让瞎子听得呼吸紧张坐立不安。然后酒鬼就要问瞎子：“你摸过面粉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酒鬼不无得意地向瞎子指明：
  “粉粉的大腿就和面粉一样光滑。”
  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几乎天天都要听到这些，长期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使她患上了忧郁和妄想症。她时刻感到酒鬼和瞎子正在合谋打算伤害她。当鲁鲁刚刚来到时，她就神色紧张地把孩子叫到身旁，指着隔壁屋里的两个男人，悄声说：“他们想强奸我。”这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每天清早就出门上医院，她时刻盼望着医生能够检查出她身上的疾病，这样她就可以住院治疗，从而逃脱酒鬼和瞎子预谋中的强奸。可她总是沮丧地回到了福利院。鲁鲁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他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当他回来时总是鼻青眼肿和满身尘土。他那时已不是为了捍卫虚构中的哥哥，而是为了捍卫实实在在的母亲。这个聪明的孩子在公安局里得知七桥这个地名以后，就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他没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在福利院里，他以不多的言语向酒鬼和那个女人了解了七桥的位置。因此当那天凌晨，他悄悄将草席卷起来，绑上绳子斜背在身后，提着自己的书包和冯玉青回来时带来的大旅行包，向汽车站走去时，对自己的行程充满了把握。他知道要花多少钱买一张票，而且知道七桥没有停靠站。他用母亲留给他的五元钱买了车票后，紧紧攥住剩下的三元五角钱，走到了车站旁的一家小店，他准备买一根大前门香烟去贿赂司机。可是他看到的事实是大前门香烟要两分钱一根，而三分钱则可以买两根。我年幼的朋友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他最后的选择是拿出三分钱，买了两根香烟。在那个夏天即将来到的上午，鲁鲁坐在了一辆向七桥方向驶去的汽车里。他左手摸着用手帕包起来的三元多钱，右手则紧捏那两根香烟。那是这个孩子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可他丝毫没有欣喜若狂，而是神情严肃地注视着窗外。他时刻向身旁一位中年妇女打听着离七桥还有多远。后来他知道七桥马上就要来到时，他离开了座位，将旅行包和草席搬到车门口。接着转向司机，递上去一根已被汗水浸湿的香烟，恳求他：“叔叔，你在七桥停一下好吗？”
  司机接过香烟以后，只看了一眼，就将那根湿漉漉的香烟从车窗扔了出去。我年幼的朋友望着司机不屑一顾的神色，难受地低下了头。他心里盘算着在过了七桥后那一站下车，然后往回走。可是司机却在七桥为他停下了汽车。那已是接近中午的时候了，鲁鲁看到了不远处长长的围墙。围墙上的铁丝网让他认定这就是劳改农场。这个七岁的孩子就将草席背在身后，提着那个和他人一样大的旅行袋，在耀眼的阳光里向那里走去。他走到了劳改农场的大门口，看到一个当兵的在那里持枪站岗，他走到跟前，望望自己手心里的香烟，想到刚才司机将烟扔出车外的情景，他就不敢再将香烟递上去，而羞怯地向站岗的年轻人笑了笑。然后对他说：
  “我要和我妈住在一起。”他指指草席和旅行袋。“我把家全都搬来了。”鲁鲁见到母亲的时候已是下午了。他被站岗的年轻人交给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带他走了一段路以后，交给了一个大胡子。大胡子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子。
  身穿一身黑衣的冯玉青就这样见到了自己鼻青眼肿的儿子，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人找到了这里，使冯玉青流下了眼泪。
  终于见到母亲的鲁鲁，则是兴奋地告诉她：
  “我不念书了，我要自学成材了。”
  这时冯玉青双手捂住脸，哭出了声音，于是鲁鲁也哭了起来。他们的见面十分短暂，没过多久，一个男人走进来要带走冯玉青。鲁鲁就急急忙忙提起旅行袋和草席，准备跟着母亲一起走，可他被挡住了，他就尖声叫起来：
  “为什么？”那个男人告诉他，他现在应该回去了。他拚命摇头，说道：“我不回去，我要和我妈住在一起。”随后他向母亲喊道：“你和他说说，我不回去。”
  可是回过头来的母亲也让他回去，他就伤心地放声大哭了，他向母亲喊叫：“我把草席都带来了，我就睡在你的床铺下面，我不会占地方的。”后来的几天，鲁鲁开始了餐风露宿的生活。他将草席铺在一棵樟树的下面，将旅行袋作为枕头，躺在那儿读自己的课本。饿了就拿母亲留给他的钱，到近旁一家小吃店去吃一点东西。这是一个十分警觉的孩子，只要一听到整齐的脚步声，他就立刻扔了课本撑起身体，睁大乌黑的眼睛。一群身穿黑衣的囚犯，扛着锄头排着队从不远处走过时，他欣喜的目光就能看到母亲望着自己的眼睛。
  在细雨中呼喊　　　　　　　　　　　　　　　　第三章　遥远
  说我祖父孙有元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那是我父亲的看法。孙广才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的父亲，他热衷于对我进行粗野的教育，当我皮开肉绽，同时他也气喘吁吁的时候，他就开始塑造祖父的形象了，他说：
  “要是我爹，早把你揍死啦。”
  我的祖父已经死去，我父亲就像当时所有依然活着的人那样，习惯于将暴君这种可怕的意思安放在死者的坟顶，而他们自己是文明和优雅的。父亲的话多少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在那使我痛不欲生的时刻总算过去后，我在心里不能不对父亲有所感激。父亲这话毕竟还是表达了对我生命的重视。
  当我成年以后，开始确立祖父在我心目中的真实形象时，我感到难以将他想象成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也许我父亲是用自己童年的教训给予我安慰，仿佛他是在这样说：比起我小时候挨的打，你这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我当时就能够理解到这一层意思，那么我的肉体在遭受打击时，我的自尊仍将会完好无损。可是疼痛使我丧失了全部的智力，除了像动物那样发出喊叫，我又能表达什么呢？
  我祖父在那个时代里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尊重令人吃惊，其实他是在不知不觉中表达着对命运的感激。我的祖母曾经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子，她十六岁时穿着绣花小鞋在轿子里成为了他人之妻，可是两年后她却被迫离开那座深宅大院，伏在一个穷光蛋的背脊上昏昏欲睡。我一贫如洗的祖父将她带到了杂草丛生的南门。我祖母值得炫耀的出生，使孙有元一生都暗淡无光。这个我三岁时死去的女人，始终保持了与我们家当时的气氛很不协调的习惯，以此证明她曾经有过的富贵生活并未全部消亡。冬天寒冷的时候，我贫困的家中竟然燃起炭火。我祖母终日地候在炭盆旁，双目微闭一副无所事事的神态。她一生睡觉之前都要用热水烫脚，那双形状古怪的小脚在水中逐渐出现了粉红的颜色，这个印象在我记忆里经久不衰。那是一双从未下过水田的小脚，虽然她和一个种田人同床共眠了三十多年。她那种慵懒的贵族习气在我们破烂不堪的家中，竟然不受阻挠地飘荡了几十年。在父亲眼中是怒气冲冲的祖父，在我眼中却是垂着双手，谦卑地站在祖母的脚盆前。
  我祖母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应该醒来的时候没有醒来。她事先没有丝毫迹象而猝然死去，使我祖父被悲伤弄得不知所措，他在见到村里任何人时都朝他们露出胆怯的笑意，仿佛家中出了丑事，而不是妻子的死去。
  我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我祖父孙有元站在纷扬的雪花中，穿着没有纽扣的黑色棉袄，肮脏使棉袄亮晶晶。里面没有别的衣服，他用一根草绳系住棉袄，胸口的皮肤暴露在冬天的寒冷里。这个躬着背，双手插在袖管里的老人，让雪花飘落并且融化在他胸口上。他的眼睛在笑容里红润起来，然后泪水滚滚而出。他试图将自己的悲哀传达到我一无所知的内心，我依稀记得他这样告诉我：
  “你奶奶熟了。”我祖母的父亲肯定是那个时代最为平庸的富人，我祖父以穷人的虔诚对这位有幸见过一面的岳父，始终怀着不可动摇的敬仰。孙有元晚年时常张开他荒凉的嘴巴，向我们讲叙祖母昔日富贵，可我们的耳朵更多地淹没在祖父毫无意义的感叹之中。我年幼时一直不明白祖父的岳父为何总是手握戒尺，而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应该拿着线装的书籍。这一点孙广才也一样做到了，不同的是我父亲手提扫帚，可不同的工具表达的是同样的目的。这个可怕的亡灵具有旧时代的严厉，他用自己的平庸去教育两个和他一样平庸的儿子，而且异想天开地指望他们光耀祖宗。对他的女儿——我的祖母，他也同样不掉以轻心。他把我祖母生活的每一刻几乎都变成了仪式，我可怜的祖母并不认为这种就范使她丧失了最起码的自由，她怀着盲目的幸福去严格遵守父亲的规定，何时起床，何时开始绣花，走路的姿态等等。后来她又将父亲的威严传达给了我祖父，在孙有元诚惶诚恐的目光中，我祖母心满意足地品尝着自己的优越。我祖父一生都被她那昙花一现的富贵笼罩着。而我祖母唯一谦虚的举止，那就是她从来都侧身坐在我祖父对面。她父亲的训诫是如此有力，使她早已在事实上逃离父亲以后，仍然深受束缚。
  这个以严谨为荣的男人在为女儿选择婆家时，以其犀利的目光一眼就看准了一个和他类似的男人。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