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痛哭流涕了整整三天。
  那是我侄儿孙晓明三岁时的夏日，我父亲坐在门槛上看着英花去井旁打水。孙广才看到了英花短裤上的大花案在那丰满的屁股上绷紧然后又松懈，下面的大腿在阳光下黑黝黝地闪亮。我父亲在岁月和寡妇的双重折腾下，已经像药渣一样毫无生气。英花健壮的身体却让我父亲令人吃惊地回忆起了自己昔日旺盛的精力。孙广才不是用大脑去进行回忆，而是动用了他枯树般的身体，回忆使我父亲再现了过去一往无前的情欲。当英花提着水桶走去时，我父亲满脸通红，发出了响亮的咳嗽声，这个痨病鬼在那个时刻，村里有人在不远处走动的时刻，他的手捏住了英花短裤上的大红花案，以及里面的皮肉。我侄儿孙晓明听到他母亲发出了惊恐的喊叫。
  孙光平这天有事去城里，回来后看到母亲老泪纵横地坐在门槛上，嘴里喃喃自语：“作孽呵。”然后是英花披头散发坐在床沿上抽泣的情景。
  明白了一切的孙光平脸色苍白地走进厨房，然后提着一把锃亮的斧子走出来，他走到哭泣的英花身旁说：
  “你要照顾好儿子和娘。”
  明白过来的英花开始了她的嚎啕大哭，她拉扯住丈夫的衣服连连说：“你——别——别这样。”
  我的母亲那时已经跪在门口，张开双臂拦住孙光平，母亲沙哑的嗓音在那个下午颤抖不已，她虽然泪眼模糊却神态庄重地告诉孙光平：“你杀了他，吃亏的还是你。”
  母亲的神情使我哥哥泪流而出，他向母亲喊道：
  “你站起来，我不杀他我就没法在村里活啦。”
  我的母亲坚定不移地跪在那里，她声嘶力竭地说：
  “看看你三岁的儿子吧，你犯不着和他去拚命。”
  我哥哥苦笑了一下，对母亲说：
  “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英花的受辱，使孙光平感到必须和孙广才清算一切。几年来，他一直忍受着父亲给他带来的耻辱，孙广才的进一步行为，在我哥哥看来是把他们两人都逼上了死路。孙光平在激愤之中清晰地意识到，若再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就难以在村里立足。那天下午，村里所有人都站到了屋外，孙光平在耀眼的阳光里和同样耀眼的目光里，重现了他十四岁手握菜刀的神态。我哥哥提着斧子走向了我的父亲。
  那时孙广才就站在寡妇屋前的一棵树下，他疑虑重重地望着走来的孙光平。我哥哥听到孙广才对寡妇说：
  “这小子难道还想杀我。”
  然后孙广才向孙光平喊道：
  “儿子，我是你爹。”孙光平一声不吭，他走去时神态固执。在他越走越近时，孙广才的喊声开始惊慌起来：
  “你只有一个爹，杀了就没啦。”
  我父亲喊完这一句，孙光平已经走到了近前，孙广才慌张地嘟哝一声：“真要杀我了。”
  说完孙广才转身就跑，同时连声喊叫：
  “要出人命啦。”那个下午显得寂静无声，我父亲年愈六十以后，开始了他惊慌失措的逃命。他在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路上，跑得疲惫不堪。我哥哥孙光平手提斧子紧追其后。孙广才呼喊救命的声音接连传来，那时他已经丧失了往常的声调，以至站在村口的罗老头询问身旁眺望孙广才的人：
  “这是孙广才在喊吗？”
  我父亲一大把年纪如此奔跑，实在难为他了。孙广才跑到那座桥上时摔倒在地，于是他就坐在那里哇哇大哭起来，他的哭声像婴儿一样响亮。我哥哥追到桥上后，他看到了父亲不堪入目的形象。混浊的眼泪使我父亲的脸像一只蝴蝶一样花里胡哨，青黄的鼻涕挂在嘴唇上，不停地抖动。父亲的形象使哥哥突然感到割下他的脑袋显得不可思议了。一直坚定不移的孙光平，在那时表现了犹豫不决。可是他看到村里涌来的人群时，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我不知道哥哥当初是怎么看中父亲左边的耳朵，在那阳光灿烂的时刻，孙光平扯住了孙广才的耳朵，用斧子像裁剪一块布一样割下了父亲的耳朵。父亲暗红的血畅流而出，顷刻之间就如一块红纱巾围住了父亲的脖子。那时的孙广才被自己响亮的哭声团团围住，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毫无知觉。直到他对自己的眼泪过多感到吃惊时，伸手一摸使我父亲看到了自己的鲜血。孙广才嗷嗷叫了几声后昏迷了过去。我哥哥那天下午朝家中走去时浑身颤抖，在那炎热的夏日，孙光平紧抱双臂一副被冻坏的模样。他从涌来的村里人中间穿过去时，让他们清晰地听到了他牙齿打着寒战的声响。我母亲和英花脸色惨白地看着孙光平走来，这两个女人那时共同感到眼前出现无数黑点，犹如蝗虫铺天盖地而来。孙光平向她们露出了惨淡的一笑。就走入屋中。然后他开始翻箱倒柜，寻找自己的棉衣。当我母亲和英花走进去后，孙光平已经穿上了棉衣，坐在床上汗流满面，身体却依然哆嗦不止。
  半个月以后，头上缠满绷带的孙广才，让城里一个开书信铺子的人，给远在北京的我写了一封信。信上充满甜言蜜语，并大谈其养育之恩，信的末尾是要我去中南海替父亲告状。父亲的想入非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在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哥哥已经被捕。哥哥被带走的时候，我母亲拉着英花在路上拦住了穿制服的警察。这个年老的女人失声痛哭，她向警察高喊：
  “把我们带走吧，我们俩换他一个，你们还不便宜？”
  哥哥在监狱里呆了两年，他出来时母亲已经病魔缠身。释放的那天，母亲带着五岁的孙晓明站在村口，当她看到孙光平由英花陪伴着走来时，突然口吐鲜血摔倒在地。
  此后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走路时都开始步履不稳。哥哥要带她去医院治病，母亲执意不肯，她说：
  “死都要死了，不花那钱。”
  当哥哥硬将她背在身上向城里走去时，母亲气得眼泪直流，她捶打着哥哥的脊背说：“我会恨你到死的。”然而走过那座木桥以后，母亲就安静下来，她趴在哥哥的背脊上，脸上开始出现少女般甜蜜的羞涩。
  母亲是这年春节来临前死去的，那个冬天的晚上她吐血不止。起初母亲感到自己有一口血已经吐到了口腔里，她没有往地上吐去，怕弄脏了房屋，免得孙光平花力气打扫。已经卧床不起的母亲，在那个晚上竟然能够下床在黑暗中找到一只脸盆放在床前。第二天清晨，哥哥来到母亲房中时，看到母亲的头吊在床沿下，脸盆里积了一层暗红的血，却没有弄脏床单。哥哥来信告诉我说那天窗外雪花飞舞。母亲气息奄奄地在寒冷里度过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白昼。英花始终守在母亲的身旁，母亲弥留之际的神态显得安详和沉着。到了晚上，这个一生沉默寡语的女人开始大喊大叫，声音惊人响亮。所有的喊叫都针对孙广才而去，尽管当初孙广才将家中的财物往寡妇那里输送时，她一声不吭，可临终的喊叫证明她一直耿耿于怀。我的母亲死前反复叫道：“不要把便桶拿走，我还要用。”还有：“脚盆还给我……”母亲的喊叫罗列了所有被孙广才拿走的物件。
  母亲的葬礼比我弟弟孙光明的要阔气一些，她是被安放在棺材里埋葬的。葬礼的整个过程，父亲孙广才被安排到了我从前的位置上，他也游离到了家人之外。就像过去别人指责我一样，孙广才由于远离葬礼同样遭受指责，虽然他和寡妇的关系已被人们在内心确认。我父亲看着安放母亲的棺材抬出村口时，他神情慌乱地问一个村里人：“这老太婆死啦？”后来整个下午，村里人看到孙广才在寡妇家中若无其事地喝酒。然而这天半夜村里人都听到了来自村外毛骨悚然的哭声。我哥哥听出了那是父亲在母亲坟前的痛哭。我父亲在寡妇睡着以后偷偷来到坟前，悲痛使他忘记了自己是在响亮地哭喊。不久以后，我哥哥就听到了寡妇的训斥声和简洁明了的命令：“回去。”父亲呜咽着走回寡妇家中，他的脚步声听起来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犹犹豫豫。寡妇昔日蓬勃的情欲随风消散以后，正式接纳了孙广才。孙广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表现出了对酒的无限热爱。他每天下午风雨无阻进城去打酒，回到家中时酒瓶已经空空荡荡。我可以设想父亲在路上喝酒时的浪漫，这个躬着背的老人在那条尘土飞扬或者雨水泥泞的路上走来时，由于酒的鼓励，我父亲像一个少年看到恋人飘散的头发一样神采飞扬。
  孙广才是由他无限热爱的酒带入坟墓的。那天他改变了长期以来路上喝酒的习惯，而在城里一家小酒店里度过了他心醉神迷的时刻。当他醉醺醺回家时，在月光下步入了村口的粪坑。他掉下去时并没有发出惊恐的喊叫，只是嘟哝了一声：“别推我。”翌日清晨被人发现时，他俯身漂浮在粪水之上，身上爬满了白色的小虫。他葬身于最为肮脏的地方，可他死去时并不知道这些，他就完全有理由在寿终正寝时显得心安理得。
  孙广才那天晚上掉落粪坑之后，另一个酒鬼罗老头随后醉意朦胧地走到那里。他的眼睛在月光下迷糊不清地看到孙广才时，并不知道漂浮在粪水之上的是一个死人。他蹲在粪坑边研究了半晌，迷惑不解地问自己：
  “是谁家的猪？”随后他站起来喊叫：“谁家的猪掉到……”
  罗老头没喊完就用手捂住自己的嘴，然后小心翼翼地对自己说：“别叫唤，我偷偷把它捞上来。”
  完全被酒控制的罗老头，轻飘飘地窜回家中，取了一根晾衣服的竹竿和一根麻绳后又轻飘飘地回到原处。他先用竹竿将孙广才抵到对面坑边，然后拿着麻绳绕到那里，扑在粪坑边，将绳子系住孙广才的脖子。他自言自语：
  “谁家的猪这么瘦，脖子和人差不多。”
  接着他站起来，将绳子勒在肩膀上往前拉着走去。他嘿嘿一笑，说道：“摸起来瘦，拖起来倒是很肥的。”
  罗老头是将孙广才拖上来以后，俯下身去解绳子时才看清是孙广才，孙广才咧着嘴面对着罗老头。罗老头先是吓一跳，接着气得连连捶打孙广才的脸，他破口大骂：
  “孙广才呵孙广才，你这条老狗，死了还装猪相来骗我。”
  随后罗老头一脚将孙广才蹬回到粪坑里去，孙广才掉落后激起的粪水溅了罗老头一脸。罗老头抹了抹脸说：
  “他娘的，还要捉弄我。”出生
  １９５８年秋天，年轻的孙广才与后来出任商业局长的郑玉达相遇在去南门的路上。郑玉达在晚年时，向他的儿子郑亮讲叙了当初的情景。风烛残年的郑玉达那时正受肺癌之苦，他的讲叙里充满肺部的呼呼声。尽管如此，郑玉达还是为当初情景的重现而笑声朗朗。作为农村工作组的成员，郑玉达到南门是去检查工作。年轻的郑玉达身穿灰色中山服，脚蹬一双解放牌球鞋，中分的头发在田野的风里微微后飘。我父亲则穿着对襟的衣服，脚上的布鞋是母亲在油灯下制作出来的。
  我父亲孙广才在半个月以前，将一船蔬菜运到邻县去卖。卖完后孙广才突发奇想，决定享受一下坐汽车的滋味，就一人先回来。空船则由村里另外两个人摇着橹送回来。脸色通红的孙广才在接近南门的时候，看到了穿中山服的郑玉达。于是这位城里干部便和农民孙广才交谈起来。
  那时田野上展现了乱七八糟的繁荣，一些青砖堆起的小高炉置身于大片的水稻秧苗之中。
  郑玉达问：“人民公社好不好？”
  “好。”孙广才说。“吃饭不要钱。”
  郑玉达皱了皱眉：“怎么能这样说。”
  然后是孙广才问郑玉达：
  “你有老婆吗？”“有呵。”“昨晚还和老婆一起睡吧？”
  郑玉达很不习惯这样的询问，他沉着脸严肃地说：
  “不要胡说八道。”孙广才对郑玉达的态度毫不在意，他告诉郑玉达：
  “我已经有半个月没和老婆睡觉。”他指指自己的裤裆，“这里发大脾气啦。”郑玉达扭过脸去，不看孙广才。
  我父亲和郑玉达是在村口分手的。郑玉达往村里走去，我父亲跑向了村边的蔬菜地。母亲和村里几个女人正在菜地里锄草，我年轻的母亲脸蛋像红苹果一般活泼和健康，那蓝方格的头巾一尘不染，母亲清脆悦耳的笑声随风飘到父亲心急火燎的耳中。孙广才看到了妻子锄草时微微抖动的背影，向她发出了饥渴的喊叫：“喂。”我母亲转过了身去，看到了站在小路上生机勃勃的父亲。她发出了相应的叫声：“哎。”“你过来。”我父亲继续喊。
  母亲脸色红润地取下头巾，拍打着衣服上的泥土走来。母亲的漫不经心使父亲大为恼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