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出来：
  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
  …………
  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
  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
  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
  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
  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
  你可以说“文革”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这生都长不直哩！
  如此，还有什么好歹善恶之分呢？
  作为一个社会，作为在社会环境里生活着的人，应有一定的是非观、道德观，定一些最起码的“底线”，以供所有人遵守。
  超过底线的，犯了罪的，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过去有过什么功绩，都该接受相当而公正的惩处。
  贾平凹只知有“辩证”，不知有“底线”，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走过了，走到对立面去了，一副“过犹不及”的目光，好像如炬了似的，原来只是个探照灯，直来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真说出来。那些个讴歌，就显得不实在，太假。怕是成心要做“帮忙文人”了。
  如果商州、陕北高原或者甘肃、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无苦难，真没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游山玩水一番后，回来写点游记，发点感想，记述美好难忘的人物景观，无可厚非，要命的是那里的人，日子过得不幸，生活艰困，写那种环境的散文理应以人为核心，写百姓真实日子的，贾平凹却多“置之度外”，吟咏起了山水、传奇和历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对乡土有着多么深厚的知识，惟独忽略了人——还在挣扎着的乡民们！别人活得再不好，他贾平凹何必关顾呢？
  他关顾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有人说这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
  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
  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
  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
  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不写。
  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
  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
  为啥？
  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
  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
  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
  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品之有味。因此，贾平凹这位大家，其精神实质的主色调则是“帮闲”。正是由于其太浓的“帮忙”和“帮闲”色彩，把他的灵感和力量消解得一干二净。
  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
  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
  总结一下，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
  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贾平凹”三个大字李建军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
  □李建军
  又读了一遍《怀念狼》，是第三遍。三次阅读一本乏味、粗糙的失败之作，颇有些自虐的倾向，但是，没有办法，我不仅得读，还得认真读哩。我得写一篇较为细致的评论文章，为我两年前发表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概括性的判断，寻找更稳定的支撑和更充分的依据，或者，自私点说，我想让自己能心安理得，免得因为判断多于分析、评价悬离文本而遭人诟病。当然，不仅如此。我在那篇访谈文字中说过这样的话：《怀念狼》炒得很热，卖得很火，“是一种怪现象”，是“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典型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因此，细致地分析贾平凹的这部全面意义上的失败之作，就具有积极和必须的性质：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一种绝非个别现象的消极的写作模式和创作倾向。
  狼：—个匪夷所思支离破碎的象征形象
  狼是《怀念狼》中的核心形象。作者既想让它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元，又把它当作主题和意义的承载体。但是，它是由作者的随　意而混乱的想象和观念拼凑起来的符号，虚幻而又单薄，就像一个酒徒酩酊大醉时的含混而豪迈的狂言。它忽而变成人，忽而变成猪或其它动物，忽而伤人吃人凶相毕露，忽而温柔孤哀凄楚可怜，完全成了作者通过文字自娱的一个话语道具，从中根本看不到深刻的意义指涉。
  一般来讲，狼可以被处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象征形象。一种是消极的。它的凶险而残忍的本性，使它适合用来象征那些给人带来恐惧、威胁和伤害的否定性力量。狼的这种消极的象征形象，在小说中，是最为常见的。对于残忍的人，狼就是他最好的象征符号，正像近藤直子女士所说的那样：“吃人”的人“除了比喻成‘狼’什么的之外，看上去不就是无法形容的生物吗？”　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廖金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陈忠实的《白鹿原》及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中，狼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象征意义。鲁迅笔下的狼，甚至成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里最可怕的东西的象征，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象征。
  狼的另一种象征形象是积极的。它象征着孤独、愤怒、被逼入绝境的绝望的生存者，象征着那些拒绝接受现存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而与社会保持疏离姿态甚至对抗姿态的人。黑塞的《荒原狼》、鲁迅的《孤独者》、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的狼，就是这样的象征形象。黑塞小说中的狼，是典型的积极类型的象征形象。《荒原狼》里的主人公哈立·哈勒与他的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并因此“感到了灵魂的痛苦”：“在如此满足现状、如此中产阶级化、如此缺少精神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建筑、这种商业交易、这种政治、这样的人群，发现上帝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啊！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不变成一只荒原狼、一个粗野的隐士呢！这个世界的目的我无法苟同，它对于我毫无欢乐可言。”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他如此绝望：“我的确就是如我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一只荒原狼，是一个在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这样的象征形象，具有令人震惊的讽喻力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时代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困境。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本来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开端部分，曾叙述成千上万只狼如何攻陷了一座城池，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交代，正是狼灾引发了匪乱，带来了人祸：“从上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乱狼却（都？）起着极大的祸害……”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后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显然，狼正是恐怖和灾难的制造者。按照通常的逻辑，作者应该顺着这个路向经营自己对狼的象征，把狼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凶恶、腐败的异化力量关联起来，从而赋予它以切实的象征内涵和社会批判力量。但是，没有，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恹恹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从精神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旧文人；从性格特点看，他是一个怯懦、内向的人；从趣味及价值取向看，感官和物欲层面的事象更让他感兴趣，而意义和思想的领域则很少让他兴奋起来。这样，在他的笔下，狼没有被赋予鲁迅小说中的那种象征意义，就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了。狼，于是就被贾平凹当作诅咒都市文明的利器。事实上，在《怀念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诅咒”的合理性。最为可笑的是，小说对狼的莫名其妙的态度和看法，竟是来自一个喝了不止二两酒的官员的近乎戏言的一通胡话。
  商州行署专员在大礼堂“作关于商州地区现状”的报告的时候，说商州还有十五只狼。“这句话箭一样射进我的耳朵”（多么拙劣的比喻！）。还说，他让人普查了一遍，还为这些狼编了号。在他看来，狼对于商州的山民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省城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这我是了解的，狼对孩子们来说是恐惧的，”我说，“没有狼不是更好吗？”
  “那孩子就一直要哭下去了！”
  我笑了：“你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是专员！”他说，真地就给我讲起了大道理。（第21页）
  商州专员的话，显然昏愚得不近情理，近乎春梦里的呓语，酒桌上的笑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这个“深受过狼灾的土著人”同意“专员”的观点，并不影响“我”肉麻而不着边际地恭维他：“而一个专员，能在普遍急功近利的仕途上将保护和禁猎的事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在中国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