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道德和宗教的标准。艺术的价值和表现的方式，与表现的事物和描写的感情的性质有关。假如它表现的是单纯、善良、质朴的感情，那这艺术就是真艺术；如果它激起了放荡、激烈、杂乱的感情，那它就是坏的，是伪艺术。按托尔斯泰的观点，所有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提法都不是健康的，是危险的，只不过是玩弄词藻和无意义的游戏。真正的艺术品不仅要揭示人的真实情感，更要改善人类的情感。决定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并不是感情的力度，而是它的内在质量。“文学既不是一种快感，也不是消遣或娱乐，而是一件神圣的大事。”（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6月版，于晓等译。）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德谟克利特，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纷纷指向享乐主义的艺术理论，即那种为艺术而艺术或把艺术的最高宗旨单纯地赋予特殊快感的观念。当然，艺术的教化或伦理作用不是图解生活或政治说教，而是自由的，是灵感与力量的化身。
  另一位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则站在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高度来建立评判文学艺术价值的坐标系。他指出，艺术伦理学始终是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文化艺术的最高目标是以探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任务的，同时要揭示这些命题反方向的问题，这是判断一个健全社会的真正标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前提就是主张“为了识别何为善、何为恶，就必须懂得人性”。显然，文学的宗旨就是真正用生动形象的描述，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人性和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从而推动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四　时尚匠人和陈腐观念
  ——王安忆成功原因缕析
  众所周知，王安忆的文学生涯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每一个文学潮流都有她的身影——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美女文学。她的聪明就在于，虽然她几乎没有领导过哪一个潮流，但她总是活跃于某一潮流，说白了，她虽然没有当过第一名，但总是第二名或第三名，并常常超过第一名。《雨，沙沙沙》、《叔叔的故事》、《小鲍庄》、《小城之恋》、《我爱比尔》、《长恨歌》，一部比一部精彩，一部比一部影响大，直到《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发行量几十万册，和池莉、铁凝等三人并称为“最畅销的女作家”，真不愧为“时尚匠人”。此所谓，一个人追逐一次时尚容易，难得的是一辈子站到时尚的前哨。
  畅销的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不一定畅销。用别林斯基的论敌布朗贝乌斯男爵的话说：“你们有好书吗？——不，可是我们有伟大的作家。——那么，至少你们有文学？相反，我们只有书市。”〖ZW（〗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P1，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7版，满涛、辛未艾译。〖ZW）〗那么，王安忆凭什么能成大名呢？
  纵观王安忆的创作生涯，有以下几点原因使王安忆“风韵”长存：
  其一，对时尚的追逐，使她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们怎么能忘记她呢？王安忆在一篇名为《我是一个匠人》的随笔中自揭奥秘：我的写作在猛写和猛歇之间有节律地展开，着意的是具体的东西，相当技术化。其实，等到落笔的时候，抽象的东西已经奠定好了，余下的统统是具体工作。比如，如何刻画人的脸，这就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我从现实中找到一张脸送给我的人物……还有口音，也是重要的。写作就是在挖掘文字的能源，点点滴滴，角角落落。起人名也是最难的，千万不要文艺腔，像笔名或是艺名那种，而是那种“大路”的名字。再说情节，最好的情形，是将情节逼到狭路上去，只有一线宽的缝隙。情节的布局要均衡，哪里是关隘？铺垫到何种程度？收尾是渐收，还是顿收？伸出去的枝蔓是什么样的疏密度和形状？这里面有个黄金分割的原理。人物的性格是要紧紧盯着的，不可有半点疏忽，甚至可作些机械的操练……精雕细刻的南方匠人，自然活多，而且又会赶时髦，哪有不赚钱的理由？
  其二，上海文化和小资情调。旧中国的上海是殖民地的重要码头，一直引导着中国经济文化的潮流，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目光，成为时尚的代名词。那么，以上海文化为背景的作品，同样会吸引人们的目光。再加上王安忆这样的“时尚匠人”编故事的特长和浓郁的小资情调，自然会让广大的白领读书阶层钟爱有加。用一位著名批评家的话说，经过长达四十多年的严肃政治时代，上海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都市情欲超级市场，成为都市情欲和市场经济的晴雨表，从而成为国际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经济全面复辟，成为全国的中心。小布尔乔亚式的怀旧情绪、都市白领摩登化情欲、小市民的麻将化情欲、商人的货币化情欲、鸳鸯蝴蝶派情欲、乱世佳人情欲、江南妓女的烟花柳巷情欲，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欲共同体，参与到市场消费的浩大洪流之中，自然会煽动起一种大合唱。王安忆在这样的大合唱中备受瞩目。
  其三，女性文学和欲望化写作的优势。在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同样是作家，相同的题材，相近的风格，相当的水准，女人常常比男人容易成名，更遑论漂亮女作家写漂亮女人的故事，而且是欲望化写作。加上一大批男领导、男编辑的青睐，岂有不轰动之理？用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作家的话说：当我好奇地在一大批男编辑的大腿上坐了一圈之后，一不留神就成名了。当然，王安忆靠的不是女人的姿色，有“硬邦邦”的作品说话。
  其四，帮忙文学和伪艺术的精饰。有人这样评价王安忆的作品，说她的作品宛如一只色彩斑斓的花蝴蝶或一只美丽的毒苹果，读了容易上瘾，但却没有意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帮忙文学，后期则是帮闲文学，介于主流话语和纯艺术之间，再加之伪艺术的欺骗作用，许多人无法判定，甚至包括一大批知名的学者。文学的真正精神是自由，要寻求人性的解放，反抗一切阻碍自由的因素，但王安忆的作品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再加之肤浅中的深刻，显然要受到主流层面的青睐，岂不快哉！
  其五，文学赞扬家们的追捧。20世纪以来，上海大多时候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尤其是90年代以来，那里云集着一大批文学批评家，他们和一些作家以互相吹捧形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其实，他们哪里是批评家，简直是文学赞扬家，王安忆的成功和他们的大肆吹捧是有关系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对她作过全面的批评。文学真正的繁荣，需要一大批有良知的批评家对作家进行见深远的苛严批评。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师级批评家，他们活着的时候，许多伪作家将作品锁进抽屉不敢发表；他们死了以后，这批人奔走相告，好不快活，终于可以混口饭吃了。优秀的批评家是苛刻的裁判，随时准备将队员罚下场去；优秀的批评家是济世的郎中，用良知和慧眼为病人开出良方；优秀的批评家同样是侠义的剑客，随时同作家切磋武功，共同进步。真正的作家绝不是工匠，他们用生命和血泪去创造，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有脊椎动物，分泌出真善美的奇迹，从黑暗中寻找光明，给人以力量，让人勇敢地生存，并追寻生命的意义。
  在当代美国文坛，索尔·贝娄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第三位小说大师，他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认识到，“事实王国和价值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这句话是随口说出的，却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它是对决定论提出的一种异议，决定论阻止人们去感知，去选择，去做人，从而必然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变得毫无生气，或对生活怀有敌意。而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生命的热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因此，索尔·贝娄的作品经常闪闪发光，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能经得起命运的折磨，从未抛弃过人性的价值王国。正如贝娄本人所言：“艺术有些与混乱中的宁静相关，这是祈祷时特有的宁静，也是台风眼中的宁静。”这就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苛勒在柏林法西斯屠刀下逃跑的前夜，一面明知灾难迫在眉睫，一面演奏室内乐，“静静地等到最后”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情景。正是在这里，生活和人类的价值标准与尊严，找到了永远不受风暴侵袭的惟一避难所；正是从这种宁静中，索尔·贝娄那些诞生于喧嚣的旋风之中的作品获得了灵感和力量。
  索尔·贝娄曾三次获美国图书奖，一次获普利策奖，并于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受奖演说中，他说，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现实生活中找出最基本、最持久、最本质的东西。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的生命的天赋部分……是我们欢快或惊愕的本能……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感，是我们与万物的潜在情谊——还有那难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休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将出世的”。索尔·贝娄进一步指出，艺术的本质是既简单而又真实，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看不到真实的印象，而只有一堆“我们错误地称之为生活，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堆谋实利的代用语”。我们身上的邪恶，我们缺胳膊断腿的怪模样，恰恰表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知道得很多，我们感觉到的甚至更多。我们所卷入的、使我们无比激动的斗争，要求我们去简化，去消除那阻碍作家——和读者——成为既简单又真实的可悲弱点。小说总是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有客观物体、有行动、有形式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那些“真实印象”的发源地，它促使我们去相信，我们紧紧抱住的在邪恶面前仍然拒不放手的善，并不是一种幻觉。
  中国的作家，大多还停留在写作的“刀耕火种”阶段，像索尔·贝娄这样思想深刻的人还未出生。他们大多既不读书，也无生活，靠的是一点点可怜的先天聪颖，很快便会消失殆尽。王安忆还算是佼佼者，但观念陈旧，很难想象能创造出什么“简单而真实”的好作品。王安忆于1999年10月在上海戏剧学院上了肤浅而滑稽的一课，题目就叫“编故事”。她认为，“创作首先就是一个技法问题。抽象的东西不可言说，只有技法具体又实际，好讲。好小说的核就是编一个好故事，能否编一个好故事，决定性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好的人物关系，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更多的时候需要后天的努力。好莱坞的东西现在看多了就比较腻味，但好莱坞的技术却值得我们学习。它的技术化在于，在很短的时间里，立刻让人物缔结关系。我要讲的第四个问题，是因果关系的依据。因果关系的条件是什么，是由什么来形成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所以那个；而不是因为那个，所以这个？”这样的文化底蕴配以陈旧的观念编出来的故事，能有超越与前景吗？罗伯·格里耶在一篇名为《关于几个陈腐的观念》的文章中写道，“我本人也厌烦陈腐的观念和各式各样的木乃伊，但是我对于阅读小说大师的作品却从未感到厌倦。对于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样处理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究？难道书中人物身上那么栩栩如生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生命了吗？难道人类已经走进死胡同？个性真的那么依赖于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那种种如此“权威地”向我们作的有关这些条件的解释，我们能同意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技巧和人的固有兴趣，而在于这些观念和解释。它们的陈腐与缺陷使我们感到厌倦。要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还需检查一下自己的头脑。”在这样的叙述面前，王安忆简直像一个幼儿园小班的朋友，她根本连文学的ABC问题也没有搞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怪不得我们要厌倦她虚假的故事和木乃伊似的人物。她是多么拙劣地反映我们人！她的描绘根本不像我们，好比我们不像古生物博物馆里仿造的爬行动物和其他怪兽一样。我们要灵活得多，能干得多，善良得多，表达能力也强得多。我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