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打了三天电话。在第三天的下午3点钟，我终于从电话那头听到了梦想中的回答—“我们还有没用完的出国名额，你可以先来看看。”虽然对方依然是个中年男子，对方的口吻里主语依然是“我们”，但在此刻的我听来，这个声音多么宽厚美妙，足以令我终身难忘。
  这位老师叫吴怀仙。这所学校是北京广播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业还不发达，作为中国广播电视教育最高学府的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中国传媒大学）远不及后来风光，和当时的北京邮电学院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当时我住在中关村附近，骑自行车去北京广播学院要两个小时。第二天上午，我骑车来到北广研究生处，与吴老师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看你的成绩很好，你们北邮应该取你呀！”
  “北邮当然取我。但是，我从小爱看电视爱听广播，未来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这项事业，我愿意放弃北邮，来到北广。”
  “照你现在的说法，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怎么又跟出国有关？”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
  “老实说你来有风险，如果教育部不批的话，你不能出国，就必须留在广播学院读书。可是北广没有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你只能取得研究生学历，得不到学位。”
  “我来的目的很明确！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有没有学位没那么重要。”
  当然，我没有说实话，我的明确目的就是出国。不过我说的也是实话，为了这个目的，失去研究生学位的风险完全不算什么。
  看起来，吴老师似乎被我感动了。他说需要一点时间和校方研究。过了几天，他通知我，北京广播学院愿意把我推荐给教育部。门缝里的那线光亮开始扩大了。
  弱势群体与迂回前进
  通过努力，我把一个在别人看来遥不可及的机会，渐渐地变成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机会。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和当时的我一样，都属于弱势群体。当碰到类似的人生壁垒时，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人生会遇到很多壁垒，如果躲避它们，你可能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机会。
  其实弱势并不意味着就得退让，就得放弃！如果选择退让和放弃，那么机会肯定也随之离你远去。选择直接的冲撞？结果一定是头破血流，失败而归。这时到底如何是好？要知道，机会有三种：第一种是别人给的，第二种是争取的，第三种是运作出来的。
  迂回前进是运作机会的最佳方式之一，对于处在弱势态势下的人来说尤其有效。
  改变性格
  我过去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和我的性格有关。大学时期，老师和同学其实并不喜欢我，因为那时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年轻、高傲，以至于后来申请出国的事都受到了排挤。
  性格能改变吗？很多人说不能。可是我认为，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但性格是一定能改变的，大学时期的你一定要尝试改变性格。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个“小社会”。从跨进校门时，每个人就应该进入改变性格的阶段。如果你连自己的性格弱点都改不了，你和成功的距离就非常遥远了。
  一个人如果连性格都不想改变，就不要奢谈成功。
  当我给各所大学打电话时，我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身上从大三以后开始发生的性格变化。我第一次发自肺腑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转志愿的时候，以我第一名的成绩，学校一般是不允许的。我找到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徐大雄老师，和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徐老师比较同情我，主动去找研究处的老师，帮我开了绿灯。虽然他只是一句话
  ，却帮了我很大的忙。2008年6月5日是他的八十大寿，北邮为他办生日宴会，我去作了演讲，并为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奖学基金。古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这一点报答和涌泉相去甚远，只是表达对老师的一份感恩之心。
  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阶段什么都没学到（如同我大学前三年那样），只要做一件事：把你的性格变好。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性格是一种习惯，只要坚持改，就一定能改变。
  很久之后，当我有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时，我格外珍惜对这份权力的使用。很多经我之手被面试的年轻人都知道，只要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绝不会吝惜。我想，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我就是那个站在门后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是多么希望为他们将那扇门多打开一些，让他们安然进到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眼下，我还得自己去推我那扇门。从时间上来说，出国审批的期限已过，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拿着北广开具的介绍信，来到教育部出国司。一位姓李的副司长一边看着介绍信，一边听我用战战兢兢的声调讲述事情的原委。听完后他把介绍信扔进抽屉里，让我回学校去等消息。等了几天，当然不会有任何消息。我再一次跑了去，李
  司长说审批工作早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你回家吧，他说。
  我该怎么办？从教育部骑车回住处的路上，我止不住地胡思乱想。给邓小平写信，还是去教育部静坐？一个个荒谬又可笑的念头，像路旁的电线杆子从我眼前一闪而过，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门路……那我还有什么？时间。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每日准时到教育部去上班。8点上班我7点半就到了教育部门口，看见李司长走来，我就说：“李司长，早上好！”到了中午吃饭的光景，我还在门口等着，我说：“李司长，您出来吃饭了？”李司长吃好饭回来，我又说：“您吃好饭了？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下班的时候，看见李司长出来，我又说：“您下班了？走好。”
  到了第四天早上，李司长终于对我开口说话了：“你是谁？为什么天天来叫我的名字？”我急忙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没有被他批准出国的学生。他说：“哦，知道了。
  ”中午他出来吃完饭回办公室，我依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跟他打招呼。他让我去他办公室，在那里他对我说：“我们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各方面不错。不过时间晚了。但你可以去广播学院、邮电学院补一些资料，补来后我们再考虑是否给你出国名额。”
  我立刻回去将该要的资料都拿来了。我知道李司长需要的不是这些资料，我已经可以出国了。果然，我很快就从北广研究生处接到了教育部转来的出国审批成功的通知。在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我甚至愿意去教育部门口再站4天。
  感动无价
  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人无论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将感动表现出来。一个天天陪他上班的人，他一辈子不会忘记，这绝不是给他多少钱能做到的。当别的办法行不通时，感动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感动是零成本的，它的效果却是无价的。
  执著的力量
  对一个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份事业，一定要执著。如果当时我没有得到去国外留学的这个机会，也许我的职业生涯就完全改变了。当然，如果你想做神舟飞船的航天员，天天去站国防科工委门口，就会有机会吗？别站，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我说的是：
  对那些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机会，最简单的方法是学“唐骏模式”—站在那里就好。人们一定会被这种执著感化的。
  2001年9月，当我已是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时，有一次在长春国际教育展上，我又偶遇了李司长。这时的他已是教育部的副部级巡视员。尽管已经过去17年，但我在人群中依然一眼认出了他。我走上前去，和他愉快地聊起天来。我向他提起当年为出国站在教育部门口陪他上班的事。
  “您还记得那个学生吗？”我问。
  李司长说：“记得记得。不过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去哪里了。”
  他还颇有些惊讶地问我，是否是当年那个学生的同学。显然，李司长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　12楼
  发表于　2009…1…13　15：03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新干线列车员的震撼
  飞越太平洋——我的留学和创业生涯
  我创业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不懂管理。当时公司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技术部门的总监是我，营销部门的总监是我，人事部经理是我，财务部经理也是我……这样就使我变成了公司发展的瓶颈，公司陷入了难以做大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不大，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中的奥秘
  就是企业架构的缺失。
  来自新干线列车员的震撼
  1985年10月15日，我凌晨4点就起了床。
  我23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终于来临。我即将赴日本著名的名古屋大学留学。
  小兰、我哥哥和他的女友一起来送我。我们坐上大客车去首都机场。周围100位将和我一起公派赴日留学的学生，以及前来送行的每个人，都是那么兴奋与激动。所有留学生都穿着几乎同样颜色的新西服，行李箱的款式也非常相似，连笑容都相差无几。那情形既有些滑稽，又让人感动得想哭。
  1984年春天，通过在教育部门口的“站岗”，我终于拿到了赴日公派留学的资格。随后，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所有当年的赴日留学生来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日语强化训练。老师都是日本人，完全按日本的魔鬼式教育法进行授课。一年中，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是学习时间。一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一天要背200个日语单词，不能间断。这样的学习异常艰苦，但效果甚佳。刚去时我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一年后已经能听懂老师用日语上课。听、说、读、写，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此之前，除了来自电视电影中的一星半点信息，我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报刊阅览室里，可以看到大量最新的日文报纸。和很多同学一样，我最爱看报纸上的广告。那些广告里反映出的日本商业文化之繁荣，不免让我这样的中国学生目眩神迷。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家用电器的广告。当时中国家庭流行“四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洗衣机。彩电首当其冲，是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在中国，要买到一台上档次的彩电，大约要花4000元，
  按我父亲每月62元的工资计算，不吃不喝攒上6年时间才买得起。甚至光有钱还不行，还得四处托关系先搞到一张彩电准购证。而在日本，同样的一台彩电，只需花我两个月的奖学金。落差之大，让人咋舌。心中难免因此对日本有了一种别样的憧憬。
  回馈心理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感激国家能为我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一定要尽我所能地予以回馈。
  后来我从微软总部回国创建上海微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替中国软件业做一些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从物质上说也许我已还清了国家在我身上花的培养费，但对祖国的情是还不完的。在上海微软时期，我常被总部说为“不务正业”，原因是我经常免费给国企作培训、给政府机构作演讲。我的愿望是把自己的管理经验与更多中国的企业和机构分享。我也一直有个心愿，若有机会我想去做一家国企，不管能不能成功，都要探探路子，把我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再用一用。
  在告别的时刻，小兰又掉泪了。知道我要出国后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小兰已经哭过很多次。
  “放心吧，小兰。5年时间应该会很快的，你等我。”
  “你放心去吧，我会一直等你的。”
  我知道，无论5年还是10年，小兰都会等我的。我由衷感到，她的真情、纯洁与善良，是我的幸运，更是我奋斗的精神支柱。
  10点30分，飞机起飞了。周围的同学都开始尝试着用日语进行交流。第一次坐飞机，也许是觉得好奇，也许是为了留下纪念，几乎所有人都把用过的塑料餐具放进自己的包里。我还记得小学5年级时，父亲第一次坐飞机去云南昆明出差，他从飞机上带回来的纪念品包括一盒5根装的香烟
  、2包口香糖。后来展示给周围邻居和朋友看，荣耀无比。
  当机上广播员说飞机即将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时，我们都在用期待的眼光向外看。离地面越来越近，满眼是一片无比干净、清澈的绿色，还有点缀在齐整农田中的农家小屋，远处则依稀可见一座巨大城市的建筑轮廓线……这就是日本吗？
  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