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２次，每次至少１小时。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在这个时期，安德蕾娜从卡尔多尼奥搬到佛罗伦萨和我同居。在伤痛的日子里，她对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
  安德蕾娜是我儿时的邻居，我在１５岁时与她相爱。那是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的晚上，我和朋友踢球一直踢到晚上９点半。安德蕾娜骑着摩托车３次经过球场，第３次她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取下她戴的一只戒指对她说，我要３个星期后才从维琴察回来，我戴上这只戒指，这样你不得不想我。
  当我到维琴察训练时，我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当我回到卡尔多尼奥时，发现她也是如此。于是我们订了婚。那是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我和安德蕾娜举行了婚礼。７月１日，我为佛罗伦萨踢了对罗马的联盟杯资格附加赛，比赛结束后，我返回佛罗伦萨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回到卡尔多尼奥。晚上，我和一个弹吉它的朋友到安德蕾娜卧室的窗下唱了一晚的小夜曲，直到凌晨７点才睡觉。３个小时后，我们举行婚礼。我困极了，喜筵吃到一半，我已经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婚礼是在天主教堂举行，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不该这样做。我知道这是个矛盾，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德蕾娜和我的父母，他们很在乎这个。如果是现在结婚，我们不会在教堂举行婚礼，肯定不会。要知道，当时我信佛才一年多，家人都怀疑和反对，安德蕾娜也是如此。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她在我后面念经，几乎是躲在那里。她已明白佛教对我的帮助。从那天起，她就没再停下来。打坐念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需要。
  5。　　我被出卖了”
  1988－89赛季，佛罗伦萨获得了欧洲联盟杯资格。教练埃里克森对我很信任，我参加了30场比赛，进了15球。1989－90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7球。虽然佛罗伦萨在联盟杯中打进了决赛，但球队在联赛中成绩不佳，为此几换教练。对我来说，这是个波动的赛季，我卷入了可怕的转会风波。
  1989年夏天，佛罗伦萨老板庞特洛伯爵与尤文图斯老板阿涅利达成了我的转会协议。当AC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试图买我时，阿涅利回答说，巴乔已经是尤文图斯的人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桩买卖，最重要的是，我不愿离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近了我，佛罗伦萨城非常美丽，球迷非常热情，我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佛罗伦萨就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1989年12月，我在佛罗伦萨买了房子，并开始装修。在我的要求下，我和佛罗伦萨的合同续签到1991年6月。当人们纷纷议论我将转会的时候，我对球迷说：“我将留在佛罗伦萨，我将把这句话写在城墙上。”我是真诚的。
  当我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后，我对庞特洛说：“我要留在这里，我可以少拿钱。”但他回答说，如果我留在这里，他将“胡作非为”，让佛罗伦萨只有降级的份。
  没法和庞特洛谈下去了。1990年夏天，我到罗马偷偷地见了切奇？高里（注：后来成为佛罗伦萨老板）。我对切奇？高里说，我想留下，如果他购买佛罗伦萨，我将终身为佛罗伦萨效力。他答应与庞特洛谈这件事，但第二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没有希望，因为只有我走，庞特洛才卖俱乐部。如果我留下，庞特洛也将留下，佛罗伦萨将降级。我这下明白，我不得不走了。
  说到底，不是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而是庞特洛伯爵赶走了我。我不是背叛者，我被出卖了。我的所有努力如同在与风车作战，一个人单枪匹马无法与一个体制对抗。当时还没有博斯曼判决，球员完全属于俱乐部。我无能为力，感觉坏透了。
  尤文图斯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在1990年的欧洲联盟杯决赛中，佛罗伦萨的对手偏偏又是尤文图斯，这也是命运使然。我们输掉了决赛，我在比赛中也卖了力，但我的心情极坏，表现很一般。
  1990年5月18日，在联盟杯决赛结束后两天，我转会尤文图斯的消息正式公布。转会费是250亿里拉（1300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媒体称我是“250亿里拉先生”。我在尤文图斯的年薪是佛罗伦萨时的3倍，我不在乎钱，但既然我必须走人，至少应该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于是我同意去尤文图斯。
  在确知我走人的消息后，佛罗伦萨城爆发了，球迷对俱乐部发动了战争。我当时在家乡卡尔多尼奥，对电视和报纸上的所见所闻简直不敢相信。我是个爱安静、爱和平的人，现在却成为我所热爱的城市骚乱的起因。我只能独自流泪。
  我累了，我再也没有力气与命运抗争。我妻子怀孕了，而且1990年世界杯也迫在眉睫。
  7。　＂在世界杯上坐板凳＂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就要到了，气氛非常沉重。国家队集训中心在Cover…ciano，离佛罗伦萨只有一步之遥。远处可以听到佛罗伦萨球迷造反的噪音。情况如此严重，于是维奇尼教练决定将训练中心对观众关闭。我得躲在警车里进入集训中心，训练之余，我躲在房间里足不出户，打坐念经世我唯一的药方。
  我入选过老马尔蒂尼的意大利21岁以下队，也入选过佐夫的意大利奥运队。1988年10月，维奇尼把我首次入选国家队，但没有上场。11月16日，我首次在国家成年队露面。
  1989年4月22日，在难忘的意大利对乌拉圭的友谊赛中，我射进了一记任意球。罚任意球之前我心里很害怕，当看到球进网时，我非常欣喜。在国家队进球是我儿时的梦想。我想，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我的辉煌之日是1989年9月20日，在这场对保加利亚的比赛中，我进了两球，还有一次助攻。媒体普遍认可了我，给我打的都是8分。
  我和国家队球员关系良好，特别是未来的尤文图斯队友塔科尼和斯基拉奇对我很热情。我和维奇尼的关系也是真诚的。维奇尼总是说，我是意大利转会费最高的球员，要保护我避免受到外界的压力，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
  世界杯期间，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我和贾尼尼的竞争，其实这不是实情。贾尼尼是传统的穿针引线者，而我在场上的位置更靠前。可惜的是，维奇尼认为，我上场后球队攻守比较失衡。而且他偏向于让当年自己手下青年队的球员上场，由于伤痛，我没有入选过那支青年队。
  我在对希腊队的热身赛中最后上场踢了几分钟。世界杯开始后，我在队奥地利和美国的头两场小组赛中没有上场，6月19日，在小组赛第三场对捷克的比赛中，我首次担任首发，在盘球过了对方多名后卫后，我将球射进网内。
  对于每个进球，我都有如痴如醉的感觉，但这样的进球则是一种解放和升华。过去在对那不勒斯的比赛中，我也有过这样的进球。这种进球需要想象力和创造性，靠的是艺术家的本能。当我看到球进网后，我不禁兴奋地扑倒在地上。
  在对乌拉圭的1/8决赛中，我射进一个任意球，但裁判判进球无效。在对爱尔兰的1/4决赛中，我打了71分钟。在对阿根廷的半决赛中，我在赛前才知道我是替补，维奇尼偏向让维亚利首发。维亚利当时说：“当比赛变得艰难时，上场的应该是硬汉。”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但最后我们输了。我对坐冷板凳当然不快，但感觉也不是那么糟糕。我还非常年轻，也天真，相信前面的路还很长。
  我上场时比分是1比1，我经常问自己，如果这场比赛我首发上场，结果会是什么？没有答案，无法证明。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我的一记任意球差点破网，但阿根廷门将创造了奇迹。点球决胜时，我的点球进了，但这不够，最后我们以点球告负。在以后两届世界杯我们均是这样失败，这种晦气让人很难咽下。
  在于英格兰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　我们踢得很好。我助攻了一球，自己也进了一球。但大家都无心庆祝。这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在球场上，我们相互问道：我们赢了5场比赛，平了1场，怎么可能失去世界杯呢？但这是事实。
  整个夏天，人们谈论的都是世界杯，特别是塞雷纳和多纳多尼的点球失误以及我在半决赛中坐了冷板凳。但我已经开始考虑新的前途。
  8。　“拒罚点球”非我之过
  1990年世界杯期间，尽管我已转会尤文图斯，但我公开声明我是以佛罗伦萨球员的身份为国家队效力。这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是佛罗伦萨让我起飞。但尤文图斯球迷非常不满，在7月30日球队开始夏训的首日，他们散发传单，传单上写道：“你的举止以及声明，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在与媒体以及球迷的见面会上，我没有将尤文图斯的围巾围在脖子上，而是将它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当时很拥挤，而且匆匆忙忙。但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在都灵的几年中，我从未完全适应新环境，经常思念佛罗伦萨。转会事件使我变得忧郁沉闷。我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几乎从不在都灵过夜，只要可能，我就逃到家乡卡尔多尼奥，陪伴怀孕的妻子。
  在女儿出生后，我更是训练一结束就立即回家。我经常在下午5点就穿上睡衣和女儿玩耍。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加重要，我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没有与尤文图斯融为一体，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我和新教练曼弗雷迪尼关系很好，他以我为中心组建了球队，开始情况不错，有希望争夺联赛冠军，最后却连欧洲三大杯的资格也失去了。我们是一支特别的球队，发挥得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四五个球，有些比赛却反常，例如对热那亚那场比赛中，我们进攻了85分钟，却在最后输了球。
  球队的发挥起伏不定，我想是有人反对新教练，但我不愿说出他们的名字。曼弗雷迪尼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教练，他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尤文图斯第一个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4球。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91年4月6日我在佛罗伦萨弗兰基球场所谓“拒罚点球”的那个插曲。我要说的是，到尤文图斯后第一个赛季对佛罗伦萨的两场比赛，我的运气都不好。主场是在1990年12月2日，那天正好我女儿出生，我根本不想踢这场比赛，我只想立即和妻子在一起。我带着高烧参加了比赛，比赛结束后匆忙回家。
  当我第一次作为对手返回弗兰基球场时，气氛非常沉重。佛罗伦萨一些球迷在我转会时称我是雇佣军，是犹大。有些老朋友来看望我，他们担心要出事，于是我要反过来安慰他们。其实我也很紧张，在过去的球场和过去的球迷面前，我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比赛之前，我对曼弗雷迪尼教练说，如果比赛中有点球，我不罚。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将球射进佛罗伦萨的大门，我是职业球员，不是个孩子。关键是佛罗伦萨门将马雷吉尼过去一直和我练点球，对我了如指掌，如果由我主罚点球，对他有利。
  于是曼弗雷迪尼决定这场比赛的点球手是德阿戈斯蒂尼。比赛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但马雷吉尼扑住了德阿戈斯蒂尼的点球。如果德阿戈斯蒂尼点球命中，其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话。
  这场比赛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当我被替换下场时，观众席上掉下来一个佛罗伦萨的围巾，我本能将它拾起来，整个弗兰基球场欢声雷动。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算是对佛罗伦萨球迷的告别。虽然他们在比赛中一直对我喝倒彩，但我本无法忘记他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