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们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入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务实的人可以得到机会扬名天下，就象做梦者能找到静静丛林中的幸福一样，没有白做的运动，没有浪费的事情，它所导致的是力量的增长。很快，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屈尊体亲自诩为基督迫随者的要求，就坐不稳自己的宝座了。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
  奇怪的是，戴奥里先本来不是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是他却饱受古往今来被召来管理人类的人所遭到的非难。其实，他连最基础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一落千丈。他一生都从事戎马生活，深知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俟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象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要以赋税的方式由内地老百姓掏腰包。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避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于手才有的权利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便都丢开住宅家庭，蜂拥到城里或干脆当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飘流一生。苦力虽然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无异于一般奴隶。
  谁要是以为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由一小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遵守或是反对那些规定和法令，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还深深地怀疑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们只知在皇帝的庇护下纸醉金迷，却作壁上观，丝毫不替国家分忧。
  早期基督徒从未动笔写下过任何东西。他们期望世界随时会土崩瓦解，既然花钱费时的文学成果也会在不足十年内被大火焚烧殆尽，为什么还要徒劳无益呢？但是新教并没能使预言兑现。基督的故事（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改头换面，虔诚信徒不辨真伪，无所适从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它包括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梢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卵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几个仍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因为他们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不允许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自尊，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元白菜。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发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前需要审慎研究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还屠杀了一些地位低卑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失措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名声，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他生来死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至死还试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只是盯着皇帝用以保证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的著名《宽容法》。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头目都是些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后裔对此也一清二楚，他们想大展伶牙俐齿的解数掩盖这些，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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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还有过其它交易。
  但是这个无耻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还是寥寥无儿。
  五　囚禁
  当帏幕行将最后一次落在古代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过早的去世是很可惜的，但他无愧于“圣徒”的称号。
  我讲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三三一年出生于帝国的新首都。三三七年，他的名声显赫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扑到共有的财产上，饿狼般地打做一团。
  为了不让别人分享产业，他们命令杀死住在城里和附近的所有皇亲。朱利安的父亲就惨遭毒手。他的母亲生下他后没过几年便去世了，六岁的孩子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与他分担了寂寞，两人在一起念书，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宣扬基督信仰的好处，讲课的是待人亲亲热热但为人又庸庸碌碌的尤斯比厄斯主教。
  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得远一些，免得树大招风，重蹈小拜占廷王子们的厄运。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虽然索然无味响下，30年代在英国形成了以威斯顿（JohnWisdom，，却使朱利安有机会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很朴实，仍在信仰祖先传下来的天神。
  孩子在那里根本没有可能掌管什么要职。他要求能够专心做点学问，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只有在那里和其它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全都被挤掉了。
  继而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从事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被暗杀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儿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来只有他和他的堂弟，小哲学家，才是皇族中的两个唯一活着的男性，便亲切地把他接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来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的东西。三五七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打垮了他们的军队，还巧用计谋，把默慈和亲茵河纳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进巴黎，把图书室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他尽管平时不苟言笑，但这次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他们制定了周密计划，要除掉这个对手，因为他的成功有些过头。
  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一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斩首），便闯入他的宫殿，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四处张扬说，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利安的脑子并不迟钝，他慷慨领诺了。
  那时候，通往罗马的道路仍然是一夫把关万夫莫敌。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但是在他到达首都之前，消息传来，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已经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又当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说来也十分奇怪，这样富于智慧的人竟会认为，过去死了的东西可以借某种力量复活，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重建卫城的废墟、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上人、教授穿起过时的宽外袍、彼此用五世纪前就已消失的语言讲话，就可以再现过去的一切。
  然而这正是朱利安力图要做到的。
  他在执政的短暂两年里，致力于恢复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想重新探索僧人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目不识丁，认为一切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包括在一本书里，独立的研究和调查只能导致丧失信仰，引地狱之火来烧身；朱利安还想恢复具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欢乐生活。
  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比他更坚韧的人也会被反对之声搞得晓夜不安、悲观失望。至于朱利安，他简直晕头转向了，有一段时间还乞灵于祖先的真灼经验。安提阿的基督庶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上，可是他不肯惩罚这座城市。头脑迟钝的僧人想激怒他，重演迫害的悲剧，而皇帝却一再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造成任何牺牲者。”
  三六三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这个奇怪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种结局倒是再好不过了。
  他如果活得再长一些，容忍力和对蠢行的憎恶反而会使他变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