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较为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此外，倘若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的无能，那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官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霍希恩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只导致了一些人的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函，提出了折衷的道理。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邻朋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覆盖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认识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物。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内讧。争执引起了世所未闻的以宽容为题的最为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制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它礼仪。”
  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军队成为受外国雇佣的叛民。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它边沿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青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从事理论题目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到一九一四年为止，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继而战争来临了，它把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荡涤殆净，下层阶层掌握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不能再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离开了人世。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顺潮流而动。他们从小接受教育，把生意经视为低下，不屑一顾。也许生意是不足挂齿的，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院。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并非不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问津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犹如轻车熟驾，因此在新的生涯中总能进展得顺利些，比所期望的更为幸福和富足。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会在十六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出身奴隶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伸、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青人所如饥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双方都智敏通达（也很可能是这样），就能很快学到彼此的长处，和睦相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男女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很恼人，也对这种论点很反感。他们称我们是“实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受制于操纵其它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的科学时，便大惊不已。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服从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的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所结下的联盟。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栽培，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诚尽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通人心灵，因而并不过份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寻他们认为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开始时，这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非常自在。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松弛的约束。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滨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人民已经精疲力尽。仅在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伏彼起，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年青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出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期望，激发了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埃乃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望，逃离记忆的尸骨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存在的现实置之脑后。
  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总能对士兵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此外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乓，名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小撮隐居者当中，头目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叫安东尼。帕肖米厄斯离开了城市，与沙漠上的豺狗泰然相处。不过，隐居生活往往会导致种种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份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给异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者。从那时起（四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服从一个司令官，称他是“最高统帅”，他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把林立的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三四六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力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避开它的邪恶和欲壑难填的勒索。
  然而，欧洲的气侯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把宏图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象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头脑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又肮脏又邋遢，不但不会给他们以启迪，反而使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们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几个人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难道这样寡妇、孤儿和病人就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的头脑非要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合理一些不可，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镇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骚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的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便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审慎守职，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帆，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获准教养才能超著的年轻人。
  做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宜口的食品和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起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们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