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否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它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符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在以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热情者，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二十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边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为敌人的炮兵提供叨显顺手的靶子。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下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一五四九——一六○○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提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处奔走，最后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的穷乡僻壤的悲惨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不息热情，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天资，只是按照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僧人。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异端者无需把观点写出来让追踪的暗探嗅出味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耸肩膀，便常常足以露馅，使他与宗教法庭打打交道。
  布鲁诺成长在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成为大地上的流浪者。
  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的大森林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了人们的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了人们的心灵。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三个月。城里挤满了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个工作，当校对员。到了晚间，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象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样远，不认为希腊人教诲的一切全都错了。但是十六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四个世纪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究竟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回答他。
  “我们与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
  很快，警方便来找他，建议他最好打起行李到别处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旅行，想找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滋。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狂吼：“世界围绕大阳转动？世界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滋也使他感到不快。他横穿法国，步行到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强。也许他们更实用一点，譬如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处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而是罚他十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好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文采勃发却又颇为危险的短篇散文和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的对话；在对话中，整个现存的秩序被弄得颠三例四，受到细致但绝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讲授他喜爱的科目：天文学。
  但是学院的当权者对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是极少给笑脸的。布鲁诺又一次被请离开。他回到法国，又到马尔堡。不久前路德和兹温格尔曾在那里争论在虔诚的匈牙利伊丽莎白地堡里发生的化体的实质。
  他的“自由派”大名早已先他而行。他连授课都得不到允许。维藤贝格应该好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刚开始被加尔文大夫的教徒把持，从此，布鲁诺自由倾向的人也不再有容身之地了。
  他向南行，到约翰·赫斯的地盘碰运气。新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哈普斯堡一从前门进入，自由便从后门离去。再回到大路来吧，走向遥远的苏黎世。
  在苏黎世他收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乔瓦尼。莫塞尼哥的信，诸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什么使布鲁诺接受了邀请。也许这个意大利农民被一个贵族名字的光采迷惑了，为这个邀请而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蔑视苏丹和教皇，但他自己却不是这副材料。他意志薄弱，胆小如鼠，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到他家要把客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威尼斯政府一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布鲁诺如果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还会强烈抗议，如果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管辖区抓人，他们甚至会发起战争。可是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城市带来任何好处的流浪汉，为什么要触怒教皇呢？
  的确他自称学者，共和国也甚感荣幸，不过国内自己的学者已经绰绰有余了。
  和布鲁诺告别吧，愿圣马可怜悯他的灵魂。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呆了六年之久。
  一六○○年二月十六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凤扬去。
  他的行刑地在坎普迪菲奥利，懂意大利文的人能从这个短小美妙的比喻中获取灵感。
  二十一　斯宾诺莎
  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明白，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现代写作行会的成员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能写三四千字。莎士比亚有十多种工作分散精力，有个碎嘴疯泼的老婆，蘸水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三十七个剧本呢？
  “无故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必要的墨水和纸张写下一千八百个喜剧和五百篇文章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屋里有二十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却有时间谱写了五个清唱剧，一百九十个教堂大合唱，三个婚礼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外部，而不在其内部。否认事物自身的矛盾。牛顿是代表人，六支庄严弥撒曲，三部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七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两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提琴、法国号管写了曲子，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在三十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四幅画或四幅蚀刻画，他们是怎样勤奋用功的呢？不起眼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怎样在一生中做了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我现在不是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想出所有的情节，听出所有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所有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体力的一面。他们怎么能胜任呢？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下打几小时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十六和十八世纪充满了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大吃大喝有害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的人类的一员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发泄起艺术的才智来煞是骇人。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和多番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二百年前去图书馆，就会发现天花板和顶楼上都塞满了八开、十二开和十八开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上面尘土堆集，早已被人忘却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而又无用的学识。
  其中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许多词汇在现代人看来已经丧失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如果它们一事无成，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有关人士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解决的，干脆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好象是讽刺挖苦式的恭维话。不过我希望将来三十世纪的批评家们在啃嚼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也能这样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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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的时尚。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使普通的健康人不知所措。这个可怜的结核病人的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的犹太人还没有受过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居住的一个省。西班牙征服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使国家陷入崩溃，斯宾诺莎一家被迫离开了老家，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幢房子，辛勤工作，积攒钱财，很快就大名鼎鼎成为“葡萄牙移民”中最受尊敬的家族中的一员。
  如果说他们的儿子巴鲁克意识到了他们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讥讽外，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所窒息，无暇顾及种族偏见，所以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避难所，过上平静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下会遗忘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极不理想。二者之间的争吵简直达到无可救药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