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做“假如”的猜想是白费力气，但的确曾有一回，罗马的头号敌人麦加差一点接受了基督信仰。
  阿拉伯人象所有沙漠居民一样，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家畜上，因此有充裕时间讲行默祷。城里人可以在终年不断的乡镇市场的乐趣中陶冶灵魂，而牧民、渔民和农夫却过着孤门寡居的生活，缺少一种比热闹和刺激更实际的东西。
  阿拉伯人期待拯救，还尝试过好几种宗教，不过他们明显偏爱于犹太教。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阿拉伯尽是犹太人。公元前十世纪，索罗门国王的大批臣民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横，逃到阿拉伯。到了三百年后的前五八六年，尼布加尼撒征服了犹太人，大批犹太人第二次涌向南部的沙漠。
  犹太教由此传播开来。犹太人只追求唯一真正的上帝，这与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不谋而合。
  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麦地尼特从《旧约》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
  以实玛利（与母亲海加一起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犹太神殿中的至圣所）的后裔并不敌视拿撒勒的年青改革者的思想。相反，耶稣说只有一个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他们也如饥似渴地相信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拿撒勒木匠的追随者喋喋不休宣扬的所谓奇迹。至于复活，他们干脆就不相信。不过，他们还是倾向于新信仰，愿意给它以一席之地。
  但是，穆罕默德在一伙狂热的基督徒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这伙人缺乏判断力，没等他开口就斥责他是骗子，是伪先知。这件事，加上迅速广为流传的认为基督徒是信仰三个而不是一个上帝的偶像崇拜者的说法，终于使沙漠居民对基督教嗤之以鼻，他们宣布自己热爱麦地那的赶骆驼人，因为他只讲一个上帝，而不是抬出三个神来混淆视听，一会儿合为一个上帝，一会儿又分为三个，全凭当时形势和主持教士的眼色行事。
  这样，西方世界便有了两种宗教，都说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都把其它上帝贬为骗子。
  这些观点上的冲突很容易引起战争。
  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了。
  在不到十二年的时间里，巴勒斯但、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大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到六五六年底，北非沿海国家都把真主做为天国领袖，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欧洲和亚洲的一切交往都切断了，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处于包围之中。
  在这种环境中，教会要把教旨传往东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能希望做到的只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它选中了德国、巴尔干各国、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作为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而且总的说来大获成功。偶尔也有象查理曼那样桀骛不驯的基督徒，心肠倒是不错，就是不够文明，用暴力手段屠杀了热爱自己的上帝而摈弃外来上帝的臣民。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诚实正直，宣讲的东西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为充满流血、殴斗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前方捷报频传，但是教会帝国内部却祸起萧墙。（用本章开始时的数学概念讲）世俗的线段不断加长，最后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成为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附庸；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膨胀，对以后十二个世纪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崩溃瓦解的迹象已经露头，老百姓和教士当中的智者商人也看出了这一点。
  现在北方的新教徒把教堂看成一座房子，七天中有六天空荡无人，每星期日人们去听布道和唱赞美诗。我们知道一些教堂里有主教，偶尔主教们在城里开会，那时我们周团会有一群面孔和善的年老绅士，衣领都翻到后面。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他们已宣布提倡跳舞，或反对离婚。以后他们又回到家里，周围的生活依然是那样平静幸福，无忧无扰。
  我们现在极少把这种教堂（即使它与我们形影不离）与我们的生死以及所有社会活动联在一起。
  政府当然完全不同，它可以拿走我们的钱，如果觉得社会需要，还可以杀死我们。政府是我们的所有者，是主人，但通常所称的“教会”却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与它发生争执也无关紧要。生争执也无关紧要。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迥然不同。那时的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非常活跃的组织，呼吸着，存在着，用种种政府做梦也想不到的办法决定着人的命运。第一批接受慷慨王储馈赠的土地、放弃古老的贫穷理想的教皇，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导致的结局。起先，由基督的忠诚追随者向圣徒彼得的后裔赠送一点凡物俗礼似乎有益无害、合情合理。但是仔细想一想，从约翰格罗斯到特莱比松，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再加上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都要住房、穿衣、吃饭。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今天去伦敦、明天去诺夫格勒的外交使臣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保持教皇信使与世俗王储在一起时衣着毫不逊色所必需的花费。
  回顾一下教会本来代表什么，思考一下如果环境再好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委实是极大的遗憾。罗马很快变成了巨大的国中之国，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断编残简，教皇伊然成为世界独裁者，与他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反倒显得宽仁大度了。
  教会的成功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便出现了一些障碍，遏制了它统治世界的野心。
  主的真正精神又一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这对于任何宗教组织都犹如眼中钉。
  异教信徒已经司空见惯了。
  可能引起人们反对的单一信仰统治一出现，也就有了持异见者。争执与教会同日问世，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数世纪内互怀敌意，虎视耽眈。
  不过，撒比利人、莫诺菲人、马尼卡人和内斯特教派之间血腥的争斗在本书中是不值一提的。一般来讲，各个教派都是鼠肚鸡肠，阿瑞斯的追随者与雅典娜的信徒都专横暴虐，是一丘之貉。
  况且，这些争执总是围绕着的神学中很不起眼的只言片语，现在已经逐步被遗忘了，我不想把这些玩艺再从坟墓中抢出来，在这本书里损时耗力挑起神学的战火。我写下这些，是想告诉子孙后代祖先不惜生命为之奋斗的知识自由的理想，告诫他们不要蹈循导致两千年沉痛灾难的傲慢的教条态度和独断独行。
  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情况大为改观。
  异教信徒不再只是持异见的反对者，为《天启录》中个别词句的误译或错拼了圣约翰的一个字母而固执己见。
  他成长为战士，维护奥勒留当政时期拿撒勒村庄中的一位木匠为之而死的理想，而且，他的姿态俨然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
  七　宗教法庭
  一一九八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继在位没几年的保罗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就是英诺森三世。
  他是所有主宰拉特兰宫的最显赫的人物。他就位时三十七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等生，富有、聪明、精力充计。雄心勃勃，善于使用权力，堪可问心无愧地宣称，他“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左右了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帝国官吏赶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洛太里奥使意大利从日尔曼人手中解脱山来。
  他组织了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压根儿没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手戮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启示或“绝对精神”的活动；主观唯心主义认为认识来自人，干得太令人发指了，以至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忧心忡忡，生怕被当做亡命徒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倒也表示过不赞同这种使德高望重的少数基督徒心灰意冷的悲惨行径。不过他是个务实分于。他很能看风使舵，让一个威尼斯人去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聪明的一招使东正教又一次落入罗马的魔爪，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肆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是个造诣深邃、手腕圆滑的人物。
  教会经过近一千年的踌躇不决，终于下决心，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法国的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就得到警告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由于他们一生处世小心，便立即按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北方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明确意识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同伙海盗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子衍》、《庄子通》等。参见“伦理学”、“美学”、“文学”、，但他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也必须向罗马法庭把自己复杂的身世原原本本讲清楚才行。
  年复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偶尔还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根本不对宗教思想感兴趣，可是还千里迢迢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恳求教皇承认他做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搞出条条框框来约束皇上，教会便不客气地声明他们搞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仗武力获取的”；接着又由于他们给世界带来的那份著名的文件《大宪章》而把他们逐出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不会轻易放过朴实的纺织工和胸无点墨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对教会的法律提出了质询。
  不过，到底还有一些人能鼓起勇气，做了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情。
  异端邪说这个题目实在费解。
  异教徒大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什么搞宣传的才能。他们偶尔写几本小册子阐述见解，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但是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抓住把柄，大祸临头。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欺世惑众，也写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对异端邪说的了解都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略知一二的。
  结果，对这些人的复杂形象，我们通常得到的是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些使体面人闻之欲呕的小人，他们披头散发，衣裳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空地窖里，拒不沾崇高的基督食品，一味吞嚼菜帮菜叶，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念念有词地叨唠救世主第二次下几的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攻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今人讨厌，这也许是自命不凡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以非神圣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脏得象个魔鬼，臭气冲天，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诞思想把乡村的平静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不过，他们的勇气和诚朴还是值得赞许的。
  他们所获无几，却失去了一切。
  一如既往，他们一事无成。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就连根本不相信组织的人为了有所成就也要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神话、沉缅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他们谋求生存的天性使他们聚在一起，一种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的神圣教旨外面裹上于几层玄奥莫测的礼仪做掩护。
  但是，忠诚于基督教会的公众却不能区别这些教派。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徒或用其它不恭的字眼，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不是说当时有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象数年前在俄帝国建立的统治力量一样。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的人也用它来诅咒房东，因为房东如果嫌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就要向他要房租。
  在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眼里，摩尼教徒是最讨厌的家伙。可是他们又没有真凭实据进行审判，便以道听途说之词施以诽谤。这个方法在私下聚会中倒颇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审判还快一些，但常常欠准确，导致了许许多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