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规定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不只是让所有臣民都接受基督教义，而且还必须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自己俨然成为天主教的庇扩者，位大主教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颁布以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抱住“愚蠢的异端邪说”不放的人，所有继续忠实于“可耻教义”的入，全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到远方或处以极刑。
  从那以后，旧世界走向最后灭亡的步子更快了。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荡然无存，不是被拆去建造桥梁、街道、城墙和了望塔，就是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金制和银制神像被没收或偷盗，最后所剩无几，残存的也被打得粉碎。
  六个多世纪以来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被夷为平地。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时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留在故地，继续教授和解释古代哲学。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学生闻风而至。亚历山大主教下谕不让这所大学关闭，但教区的僧人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毒刑拷打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
  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当权的高卢，旧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边远的乡间，有时农民会起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军队就开来，用斧子和绞架平息“撒旦的叛乱”。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慢一些，但是到了三九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禁止。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从无间断地进行了一千一百七十年）一终止，其它活动便土崩瓦解。哲学家被逐出国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道命令，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六位教授丧失了谋生之路，逃到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倒是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过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玩一玩神奇新颖的印度游戏——棋。
  到了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好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他们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见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听凭神学家的摆布。
  真是古怪的节食（按医学行话讲），但并不平衡。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摆脱困境。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容易制服的。但要命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为亚力山大教士艾利厄斯所描绘的基督真实面目是否正确、同一城市里艾利厄斯的死对头阿塔纳修斯是否错误争执得面红耳赤，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在是否坚持基督与上帝“井非同类，只是相象而已”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支，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为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撕破了脸，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承认或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而剑拔弯张。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不幸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革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炼火恫吓。他们必须用婉言说服，指出错误，引回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他们必须首先有明确教旨，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要求把形形色色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于一同，这便导致了著名的集会——“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自从四世纪中叶，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带有异端邪说的痕迹，应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三二五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会议五十六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次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在君士坦丁堡开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八六九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召集，因为在四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虽然有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可是权力博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无从得知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不过以后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把宽容捧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抵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解时，讲得都是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正确合理的。
  如今，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信仰，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广阔世界大路纵横，任人驰骋，除去饥肠辘辘的家人外，没有人和他唱反调。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不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十去九不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心里感到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象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诩正确和专横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在“人们从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履行自己的主张时还要冒杀身之祸，他门只得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里，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聪明读者却寥寥无几。
  六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并非节外生枝的小小数学问题。
  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
  （图1略）
  圆圈中各条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AB=CD=EF=GH，以次类推。
  但是，轻拉绳子两边，圆圈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的平衡被破坏，各条直径乱七八糟。AB和EF等几条线段大大缩短了，其它线，尤其是CD，却增长了。
  现在把数学问题用到历史中。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先假定：
  （图2略）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业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图I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段都长短一致，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基本相等。
  但是图II（它不再是圆圈了）中，商业受到特别优待，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胜匿迹，而军事却略长了一些。
  或者使GH（军事）成为最长的线段，而其它的都趋于消亡。
  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灵巧钥匙。
  试一下希腊这把锁。
  （图3略）
  希腊人在短时间内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愚蠢争吵很快发展得不可收拾，无休无止的内战耗尽了国家的精力。士兵们不再是被用来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他们受命向国人开火，因为这些人投了另一个候选人的票，或者想稍微变通一下征税法。
  商业是这类圆圈中最重要的直线，它第一次感到步履维坚，最后完全走投无路，便逃向世界的其它地方了，因为生意在那里还比较稳定。
  贫穷从前门进城，艺术便从后门溜走，从此不再露面。资本乘坐一百海里内最快的航船逃之夭夭。随着智力活动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好学校也维持不住了。最优秀的教师赶忙奔往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的都是那些二等货色，靠传统和常规过活。
  这都是因为政治的线段超出了比例，平衡的圆圈遭到破坏，其它线段，艺术、科学、哲学等等，都化为乌有。
  如果把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你就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不停地增长，最后把所有别的都挤掉了，筑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细细的直线，这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如果你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纳入这个数学中，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最早的基督徒曾经极力保持行为圆圈的完美。也许他们忽略了科学的直径，不过既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也就未必要求他们多么关心医药、物理或天文。他们只想为最后审判日做好准备，这个世界他们眼里仅仅是通往天堂的前厅，有用的学科对于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不过，基督的其它虔诚的追随者想方设法（尽管很不完备）要过好日子，他们勤奋刻苦，慈善宽厚，大仁大义，诚实正直。
  然而，众多的小社团一结为一个大组织，新的世界性责任和义务便无情地破坏了原来精神圆圈的完美。他们的信仰是建筑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半饥半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觉得遵守这样的信条还很容易。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象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省镇的小执事那样过节衣缩食的生活。
  用这一章的术语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它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线已经短得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一代人谈论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总带着一种同情感，知道他们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的确，他们在教堂里点腊烛，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安歇，没有几本书，连许多在如今小学和较高级精神病院里教授的东西茫然无知。不过，知识和智力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优秀的自由民很聪明，建立了我们现在仍然采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许许多多对教会的恶毒诋毁似乎束手无策，我们对他们的评价还是留点情吧。他们至少对自己的信念还是充满信心的，与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拼斗到底，把个人幸福和舒适置之度外，还常常在断头台上了解自己的一生。
  除此之外的事情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确实，在公元一千年中，很少有人为自己的思想而牺牲。不过这不是因为教会对异端的反感不如以前强烈，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顾不上在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者身上费时间。
  首先，在欧洲许多地方，奥丁神和其它异教神仍然是最高的统治。
  其次，发生了一件很不妙的事，几乎使整个欧洲陷于崩溃。
  这件“不妙的事”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先知，叫穆罕默德；一群人追随一个叫“真主”的新上帝，他们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孩提时读到的文学充满了“异教狗”和土耳其人残酷恶行的故事，这使我们留下印象，觉得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
  其实，他们俩是同一种族，说同一语系的方言，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都追溯到同一个在一千年前矗立于波斯湾畔的祖籍。
  两位大师的追随者是近亲，却又怒目而视，虎视眈眈，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十二个世纪，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现在再做“假如”的猜想是白费力气，但的确曾有一回，罗马的头号敌人麦加差一点接受了基督信仰。
  阿拉伯人象所有沙漠居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