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戴眼镜的矮胖男生抓住楼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假如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话，那必死无疑。幸好在他爬上楼梯顶之前一名学生已将他救了下来。这位自杀未遂的学生后来承认，由于自己不会铺床，不会安排时间，不会自学，所以认为自己不适合在校学习——事实上是认为自己不配活着。这件事在康韦尔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憾，对他后来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塑造比尔·罗奇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韦尔返回林肯学院后，他的导师维维安·格林（他曾当过舍伯恩学校的牧师，是勒卡雷仅有的几位朋友之一）准许他推迟交纳学费。作为对他导师的报答，康韦尔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牛津大学期间，他与皇家空军高级将领的女儿艾的森·安·韦罗尼卡·夏普喜结良缘。
  康韦尔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观》上所述：“我对困扰我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这是巴甫洛夫观点的最好体现。我希望在伊顿公学研究他们的文化，或着说接受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顿公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现代语言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英国的统治阶层。他承认这段经历“可能比其他任何经历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作品”。他不喜欢他的学生，不仅批评他们言谈举止的方式，而且谴责他们对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学校所遇到的更为固执的偏见。老伊顿学生参政意识都很浓。康韦尔在伊顿公校教书期间，就有十多人是内阁成员。不久发生了苏伊士危机，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尔和其他的一些年轻教师写信给《泰晤士报》，以说明他们与内阁中的老伊顿学生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安东尼·艾登对这种造反行为十分恼火，于是派出外大臣约翰·霍普勋爵前往伊顿，向教师们解释采取苏伊士行动的理由。这一反应确实令他们高兴。
  （图片苏伊士运河）
  虽然康韦尔对上层阶级始终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承认在某些方面伊顿令他感到新奇。1974年他告诉《听众》的记者迈克尔·迪安，“处于全盛时期的伊顿是进步的，开放的，不仅适应性强，而且非常民主。”然而他尖刻地补充道：“伊顿使我对犯罪以及虚伪的天性不再陌生。而这两种东西在外交界并不少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1958年康韦尔离开伊顿之后，成了一名插图画家，但是从事这一自由职业的时间不长。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漫画家，尤其擅长于画鸟。他替马克斯韦尔·奈特的《会说话的鸟儿》一书中画过插图。这本书于1961年出版。
  天才间谍
  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负责反颠覆工作，是个老资格的领导，当时已快退休。他一眼看出康韦尔很有天资，特别是特工人员所需要的那种极强的观察能力，于是劝他为情报机关工作，康韦尔竟也爽快地答应了。
  （图片一只鹦鹅）
  康韦尔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间谍都需要观察能力，他记得L·P·哈特利说过：“别把我单独留在你的书房里，否则我一定会看你的信件的。”康韦尔觉得自己不会做得那么过分，但他知道，作家脑子里负责观察和记忆的方式与用于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式完全相同。就像谍报工作需要敏税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一样，写作也需要这些东西。康韦尔早就认识到，一个出色的间谍是由脑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反应的敏捷性和能言善辩的本领所构成，而他在这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作家在构思小说情节时，恰恰需要的也是这几个方面。童年的家庭环境、学校的生活、伊顿的那段经历，特别是父亲罗尼，使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间谍世界”里。一次次地搬家，一次次地转学使康韦尔开始渴望探索宇宙的奥秘。假如他揭开了宇宙的奥秘，那他也就了解了隐藏在疯狂的世界背后的真实面目。正是这个疯狂的世界构成了他童年生活的背景。“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康韦尔的学生手册里有这样一句含有贬义的话语。但康韦尔认为，这个世界要比他们的美好。七岁那年他读了一篇由G·A·享蒂写的短篇小说《志愿兵奥斯卡·丹尼》，这篇主要描写一位勇敢的少年侦察员的故事，使他产生了在德国行刑队面前英勇就义的强烈愿望，几星期以后他对别人讲，他父亲在情报机构工作，并且补充说父亲目前正在接受训练，很快将被空降到德国。很难说七岁的康韦尔对罗尼真有一种直觉，但无疑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幻想。
  康韦尔刚被奈特录用时，内心充满了期望。那时他已结婚，自认为已是成年人了。尽管他对自己的潜力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才能使他获得成功。他的思想偏左，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就是他愿意像他过去常常搜查父亲的抽屉和衣橱，寻找了解父亲神秘生活的线索那样，深入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潜意识，发现它的秘而不宣的动机。1986年3月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他说：“我渴望献身，我渴望发挥我所有的个性特点和才能。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是干不了大事的”。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所谓的情报专家，竟不理解想当特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秘密本身所具有的诱惑力，”以此作为高人一等的途径，作为超然于生活之上而不是参与生活的方法，作为逃避现实的场所，否则我们会视为畏途。它吸引的不是喜欢冒险的强者，而是我们这种没有秘密组织的帮助，一天也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夫。”
  特殊使命
  但一旦进了军情五处——后来又调到军情六处——所有的浪漫色彩都消失了。他发现“一群人互相询问神秘的世界在哪儿”。康韦尔是在情报机构内部因互不信任、互相欺骗而造成内耗的背景下涉足谍海的。他很快察觉到了同事中间存在着互相猜疑的情况。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诡秘地暗示，安东尼·布伦特是个叛徒，他的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康韦尔始终不相信罗杰·霍尔斯是个敌方间谍；确切地说，他不相信“他会是个工作不称职的人……失败的小说家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便称他为叛徒，并利用轻信谣言的报刊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成功的小说家可能不受特务机关的欢迎，但他们比那些失败的小说家可靠”。
  康韦尔直言相告，他在斯迈利三部曲中称之为“马戏团”的情报部门纯属虚构。而且康韦尔曾经呆过的那个庸俗不堪的军情五处，现在也已不存在了。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内部有一些人，也许为数还不少，是同性恋者，但这些事与康韦尔的背叛理论没有联系。这些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精英们控制着英国特务机关，康韦尔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构成的威胁很大。
  1960年，戴维·康韦尔离开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工作。他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波恩使馆的二等秘书，后来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一些前情报人员透露，康韦尔去德国之前，在英国的一个谍报训练基地接受过强化训练，在那儿他从驾船无声登陆技术到最尖端的密码技术和显微照相技术，无所不学。很可能那次强化训练为康韦尔描写萨拉特——赫特福德郡的一个苗圃，在那儿“马戏团”的新人员接受训练，老特工人员接受任务——提供了素材。可是一到了德国，康韦尔发觉自己非常讨厌外交方面的社交活动。但身处要职，能使他了解许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偿因素，于是也就想通了。那段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危机不断——柏林墙事件，猪湾事件和阿登纳阿登纳（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主张西欧联合对抗苏联。政府的垮台等等，负有使命的康韦尔处理这些棘手事件全力以赴。他在波恩的任务，是向国内报告西德政治形势和陪同两德高级代表团访问伦敦。这两方面的任务使他有机会私下会见英国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详细了解英国政治体制，并为他后来构想情节复杂的“马戏团”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图片马戏团、马戏、小丑）
  建造柏林墙的时候，军情六处要他及时报告事态发展的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
  叛逃西方的译码员
  这时，康韦尔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他在最初的两部小说《召唤死者》（1961）和《出色的谋杀》（1962）里，塑造了一个日趋成熟的英国间谍，名叫乔治·斯迈利。康韦尔承认他与斯迈利之间有着一层奇特的关系，因为斯迈利不仅在年龄上与他父亲相仿，而且无意之中被描写得有点像他父亲。
  （图片柏林墙）
  50年代后期，在英国最出名的惊险小说家当首推伊恩·弗莱明。詹姆斯·邦德历险的书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邦德在同苏联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成为一贴理想的镇静剂。弗莱明传递的信息是，英国仍然能成为强国。但康韦尔凭借他所获得的涉及上层社会动向的第一手资料，则认为英国已经衰败。从某些方面来看，《召唤死者》是对邦德超常的男子气概作出的一种反应。康韦尔讨厌邦德，称他为“最高级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听众》的采访时他否认这样一种说法：
  谁说《召唤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说？
  那是胡说。当时我没精明到能做这样的事。我写我了解的事，写我在柏林目睹的紧张形势。我从自己的外交生涯中采撷一些用得着的素材。周围有许多报纸可供我看。
  斯迈利与邦德迥然相异，正如他妻子在《召唤死者》中所言，斯迈利“平凡得令人惊讶”，实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温和，他似乎把一大笔钱花在一些极不合身的衣服上。”斯迈利的主要志向是研究晦涩难懂的17世纪德国文学，并愿为此贡献毕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迈利离开了情报机构，从而能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47年他被情报机构召回。康韦尔塑造的一些人物与许多真实的事件有联系。譬如《召唤死者》中把斯迈利重返谍报工作岗位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渥太华的一位年轻的译码员提供了不少情报，所以需要一批有斯迈利那样经历的人”。现实中的那个译码员名叫伊戈尔·戈赞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并提供了苏联向英国情报机构渗透的情报。他还在这部小说里多次提到了核能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
  斯迈利和康韦尔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尤为接近。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2月对《观察家》所解释的那样：
  （斯迈利）参与反对苏联的战斗确实是一种理智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觉得投身于反对任何“主义”的斗争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如果说得体面点就是一种攻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爱的天性搁置一边。
  发疯的世界
  1963年康韦尔第三部长篇小说《冷战谍魂》出版。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声誉，从而促使他离开了外交部，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在《冷战谍魂》中注入的激情，远比前两部小说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罗尼的可耻行径扭曲了的个人生活，在他的创作中激发出了一种少见的特质。他也承受了政治压力，在使馆里他不断收到电文，警告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康韦尔承认《冷战谍魂》是一部充满抱怨的小说，与弗莱明的小说完全不同。“我是说这个世界，通过报纸意识到，有大量阵线不清的冷战专家、叛徒、间谍和越境分子存在着。文学奉献给读者什么？这个壮实的伊顿公学校，友似乎确实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个棉花糖形象。”
  对比之下，《冷战谍魂》的情节更多地涉及谍报活动的道德准则。在这一段里主人公亚力克·利马斯，为了逃脱敌人的魔爪驱车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这场间谍战中也遭追捕，她就这一职业的道德问题指责了他：
  “这是战争”，利马斯答道，“它轮廓鲜明，而且残酷，因为它规模小，距离近。我承认有时殃及无辜者，但比起其他战争来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轻声说道，“你没弄明白。你也不想弄明白。你试图说服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惊骇了。他们先是窃得人们的仁慈之心，包括我?